王　琳：建筑与景观共生于土地，您认为这两者应共同遵守的土地伦理是什么？
梁钦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土地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资源；从狭义的角度看，土地是所有者、拥有者的，或者是国家的。我们设计师应抱着谦卑、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土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对土地的影响都会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任何不小心都有可能对土地造成伤害。建筑与景观不仅仅是一个个实体，同时也是整体环境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王　琳：当今，建筑与景观设计所共同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什么？
梁钦东：面对中国人口多、能源需求大、发展速度快等问题，如何才能使环境以及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对水、生活设施（建筑物、公路、汽车）、生活舒适度的要求（空调、采暖）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量不断扩大。
　　首先，土地需求。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快速增长，从开放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m²，发展到现在的人均20m²。大量的农村乡镇人口涌入城市，上亿的人口流动，房屋的需求量激增。
　　其次，用水的需求。城镇用水是农村用水的1.5倍左右。一旦人口迁到城市，生活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对水资源等的需求量将会成倍增长。资源需求的扩大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外，每天我们都不断地消耗煤、电等能源，越来越多的汽车上路也将给环境带来污染。
　　如果我们不断放任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开发模式，将会对未来的环境造成更大的威胁。当然，并不是要停止发展，只是需要调整我们的开发模式，调试当今社会对能源需求量等等，其中包括开发绿色建筑（节能的开发项目）、水的再利用等等。我国对能源消耗的关注不足。国外成熟节能技术的应用也相对较少。就景观来讲，景观用水量在近几年已经有所减少。但除了节水，我们还要尊重现有土地状况，积极使用本土植物等。

王　琳： 面对生态问题，您持怎样的观念？在实践中，您又是怎样应对生态与可持续问题的？
梁钦东：生态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便违背生态规律的后果并没有马上显现，将来它们一定会呈现出来，并将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所谓生态，是指一个环境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可以互相依赖、共同生存。这里涉及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平衡。
　　EDAW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设计、生态（Ecology）、经济研究（从经济的角度看可持续性）、规划4个方面，其中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每个项目都有生态方面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参与，并共同探讨可持续性——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经济的可持续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就是保证生态完整循环，保证生态平衡；社会的可持续性，包括可持续的社会演变，避免经常出现社会演变的断层。例如，开发过程中的拆迁问题，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原有居民一笔补偿费，他们就得搬走，然后买得起房的人就会住在这里，而多数拆迁户是买不起的。这种方式不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式，没有照顾到原来住户对社区的感情，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感受。项目不论规模大小，要成功必须要有经济上的成功，否则它的生态可持续性就很难保证。

王　琳：您如何看待景观与景观设计？
梁钦东：原来的景观设计更偏重建筑以外的环境，包括传统园林等等，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狭义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更广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景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长远来讲，如果周边环境不好，即使是一个社区、一个项目或是一个城市，它的景观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举个例子，北京如何花团似锦，建得如何漂亮，但如果北京的风沙得不到遏止，沙漠化不断地逼近北京，北京也没有办法长远地发展。
　　其次，景观跟建筑物或其他因素相结合。我相信很多设计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景观与环境怎样配合，与建筑物怎样配合。EDAW为此提出了从“建筑”到“境筑”的理念，从以建筑为主的开发设计观点转变为以环境设计为主的观点。以“境筑”二字概括以环境为主的开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以及政府意识到，开发应该是塑造整体环境的，不单单是建筑本身。我们希望推广“境筑”的观念，从更广的角度出发塑造环境，不单单考虑建筑，也不单单考虑景观，而是从整体入手。

王　琳：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建筑与景观的遗产问题？
梁钦东：中国有非常好的建筑与园林景观遗产，从北方的故宫到南方各式各样的民居，从北京颐和园到江南园林等等都是非常丰厚的遗产。中国过去的几十年，无论是设计师还是普通大众对遗产的态度都有一些偏差。一方面，过于保守，对于新事物的接受不够，对于遗产有很深的迷信；另一方面，忽视遗产的价值，对老的东西很少保留、尊重，小到家具、摆饰，大到传统院落、城市格局，几乎都以换和拆的心态为主。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持有摒弃传统的态度，给历史性文物造成破坏。近些年改革开放带来开发的压力、经济增长的压力，使它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又遭到新一轮的破坏。比如，老的四合院拆掉重新盖成新式四合院。天津的街道建筑物被大规模拆除。我个人认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理解偏差应该引起大众的关注。上百年的建筑物拆掉就没有了，如果恢复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正如，永定门早年被拆掉，现在又要恢复。但那只是对实物进行恢复，人们对它的感情寄托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

王　琳：您认为当前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关键词有哪些？能简单阐释一下么？
梁钦东：创新与回归。近期的开发情势下，建筑及景观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其中也包括一些模仿。但是，总的来讲，跟中国本土发生关系的好项目，或者通过认真思考试图与中国的“根”发生关系的好项目不是特别多。未来会涌现出更多对中国本土的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遗产的深入探讨。这些新的设计思路都有一些传统的印记在里面，不一定都是小桥流水、不一定都是大屋顶，但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的反映。而现在的设计大多是对他人生活的反应，比如别墅，完全是一种外来的生活模式。中国现在以及未来都不可能实现以独栋别墅为主的生活方式，13亿人口每家每户都占几十平米或者几百平方米土地建房子。如果这样，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长寿，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开发的方向。

王　琳：请您谈谈城市演变与再生？
梁钦东：从我个人的观点看城市的演变与再生要尊重可持续性发展的规律，要一步一步地稳健进行，而不是彻底推翻、重新来过。现在城市演变过程中，人为因素比较多，对人文遗迹、对社区的情感、生态的关注还是有些欠缺。再生一方面是物质的，通过对城市不断的改造，从物质上达到城市的再生；另一方面是人态度的再生，对周边环境的感知，包括生活态度的再生，即人对生活的态度也要有所转变，对城市要有一个新的态度。具体来讲，城市再生也包括对现有交通模式的转变。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天津还是深圳，堵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对交通的态度也需要转变，放弃对汽车的依赖，更多地转变为对轨道交通、公共交通、自行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