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汶川、北川等地震重灾区考察回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在参加了两天由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重建组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召开的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专家研讨会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的会场。

　　谢礼立说：“这是我工作的常态。”

　　作为中国地震工程联合会会长、国际地震工程学会副主席，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后，谢礼立就一直在为抗震救灾献计献策。6月22日——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刚刚抵达北京的谢礼立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所谈的话题还是围绕地震。

　　可建范围最大化

　　“目前，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已进入恢复与重建阶段。在这一环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划，而规划的核心是选址。”

　　谢礼立坦率地告诉记者，现在围绕灾后重建尚有很多争论，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他认为，鉴于目前我国国土资源紧张的局面，从技术角度来讲，应该将可建范围尽可能扩大。

　　“这次汶川地震有两个世界性的特点：其一，它是‘板内地震’，即板块内部发生的地震，具有震源浅、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的特征。其二，此次地震中大量滑坡造成堰塞湖等次生灾害，滑坡俨然成为‘陆地上的海啸’。”谢礼立说。

　　谢礼立认为，就防震技术而言，重建选址应该主要避开两个地方，一是有严重滑坡的地段，二是处在断裂带中心的地区。“只要不在断裂带上，躲开中心500米，甚至一二百米的地方都属于可建范围。在这些可建范围内重建的建筑物都应该是安全的。”

　　另外，谈及提高设防标准时，谢礼立透露，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已经编制了新的灾区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抗震规范。区划图的总体抗震水平在8度左右。“实际上，距离下次发生如此强度的地震还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设防的标准没必要太高。设防标准高，意味着灾后重建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重点防护的不仅是学校

　　“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要提高学校、医院等人群集中区建筑物的防震标准。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的原因。”

　　谢礼立认为，之所以要重点防护这些建筑物，是因为生活在这些建筑物中的群体都是弱势群体。与普通人相比，小孩、病人的逃生能力与自救能力都要弱很多。如果从这一理念出发，那么幼儿园、孤儿院、养老院、敬老院以及残疾人集中的建筑物都应该被列入提高设防标准的范围，而不仅仅是学校和医院。

　　此外，在这些重点区域，除了提高设防标准外，还应该提高设防的目标。对此，谢礼立举例说，“如果将一所建筑物的抗震标准由7度提高到8度，这意味着发生8级地震时，建筑物会遭到中等程度的破坏，经过适当修理后还可以接着使用。而如果提高设防标准的话，同样标准的房屋可以做到基本上不发生破坏。”

　　据介绍，由谢礼立主编的《建筑工程抗震性态设计通则（试用）》一书就是从控制建筑物的变形能力、地震速度位置反应等方面来提高建筑物的设防目标的。该书所建立的标准是我国第一部推荐性的设计标准。

　　“在采取提高建筑物设防目标的相关措施后，房屋的建筑成本大约会增加20%。不过，这应该是在中国百姓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谢礼立说。

　　灾难都是如此相似

　　“我已经经历过1966年的邢台地震、1970年的通海地震、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山和松潘地震以及1996年的包头和丽江地震，所以面对汶川地震灾区现场，我唯一的感受是，灾难都是如此相似。”当问及四川地震灾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时，谢礼立这样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我在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也是这样跟温家宝总理说的，‘我现在所想的是，下一个汶川在哪里？’”谢礼立说。

　　他认为，防震减灾与通常的防灾减灾一样，一般有两大措施，即灾前的措施和灾后的措施，而防灾减灾的最终目标是不要发生灾害，以及永远不施行灾后的措施。因此，最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应该是灾前的措施，也就是要“预防为主”。换句话说，灾后的措施用得越多，反过来说明灾前的措施还不得力，还有问题。“作为一名防震减灾工作人员，我希望永远不要让国家领导人为了发生灾害而伤脑筋，跑现场，当救灾的总指挥。”

　　谢礼立告诉记者，地震预报的难点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地震，所以目前还无法做到准确预报，而这方面的技术也远没有到稳定、安全、可靠的程度，不能随便加以应用。不过，虽然目前人类还没有能力使自然界不发生地震，但面对地震这样的自然现象，我们却完全可以做到让它不要给人类造成重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

　　“我们应该认识到，导致地震灾害的主要责任是我们自己，是人类社会。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指导防震减灾的实践，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采用土木工程方法上，而不要将它寄托在目前或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做不到的地震预报上。”谢礼立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