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可以不再玩这种“怪房子”了。你可以做一个“鸟巢”，做一个CCTV大楼，不过别再做下去了。如果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家里可以收藏几件，但不要堆得到处都是。

　　——《南方人物周刊》说鸟巢一个就够

　　王军

　　贵州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主任记者。2003年出版《城记》，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8年出版《采访本上的城市》。 图/姜晓明

　　1987年初秋某日，中国人民大学刘顺发老师给一年级新生上新闻学概论，他放了一段资料片：一个电视台记者正在拍摄某国兵变，忽然，镜头猛烈晃动，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摄影机仍在他的肩膀上，记录仍在继续。

　　从贵州矿山来、一定程度上因为“当记者挺好玩的”才报了新闻系的王军，那一刻感觉灵魂出壳。他开始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去思考“记者”二字的涵义。

　　小时候，在山清水秀的家乡，他很想知道山的那一面是什么，是大海还是草原？他逐个征服了家门口左面的一座座山峰，初中某天终于花半天时间跟同学一起登上了家门口右边的那座遮天蔽日的大山，“登上去一看，还是山。”

　　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9年的中国，北京，在一所以新闻专业著称的大学里，各种信息、声音扑面而来。三年级时，王军担任了两块黑板报的主编，当时的许多稿件直接就转到了《中国青年报》上。除了探讨校园生活中的问题——为什么这边大学生在逃课，那边图书馆上座率却在上升；大学生为什么害怕过周末，为什么拼命去考研，等等，他们还关注新闻立法，曾去采访独家报道“十里长街送耀邦”的《科技日报》……

　　18年后，刚开完编前会、坐在我面前的王军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觉得那两块黑板报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作品。”

　　像许多记者一样，王军的生命状态是“拿着采访本到现场去”。1991年到新华社以后，他专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现场。渐渐地，北京城里，从相关部委官员到某区拆迁办主任，都知道这条线上有个厉害记者叫王军。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市的戏剧为什么天天上演？为什么库哈斯这样描述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为什么梁思成在1957年讨论长安街的宽度时说“短跑家要跑11秒”，而42年后，赴京参加世界建筑师大的的南非建筑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穿越京城一条马路时，遭遇车祸身亡？为什么马路越来越宽而民居日趋破败？为什么圈地、拆迁成为城市发展的法宝？

　　2004年12月20日，《瞭望》刊发了王军的调查报告《城市规划修编的圈地玄机》，引起中央高层强烈关注，城市规划修编出现戏剧性转折。对这个充满玄机与悖论的课题，今天王军已勘探至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建筑、物权及税收。

　　他惟一追过的大腕是贝聿铭，从做功课到见面，近4年时间。他说，那个过程极大地满足了他作为一名记者的好奇心。

　　当他“撒开脚丫子跑出来的”《采访本上的城市》出现在书店里，5年前的旧作《城记》正在被翻译成英文，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和美国规划协会出版社计划联合推出英文版，与此同时，《城记》的日文版已完成翻译。

　　这个处于研究状态的记者，正在钻研几个颇有分量的命题。他参与编写了《梁思成全集》的年谱部分，计划写一部《梁思成传》，一本《胡同之死》，还有……可时不时被打断，被拽到一个又一个现场。

　　在现场，他精神抖擞，与被访者既握手又较量——跟小时候一样，他不过想看看，现象的那一面是什么。

　　北京有一个“鸟巢”就够了

　　人物周刊：先说说你访过的那些牛人吧。安德鲁、贝聿铭、德梅隆和福斯特都是面对面采访的吗？

　　王军：当然需要面对面采访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比如，当时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捷在采访安德鲁时叫上了我，使我获得了一次面对面的机会；采访德梅隆是和好几位记者共同进行的；对贝聿铭和福斯特的采访是独家的。

　　在采访了贝聿铭之后，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采访福斯特。我发现，在香港、柏林的建筑设计中，贝聿铭与福斯特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如果福斯特能跟我谈谈这个事情就太好了，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新闻。2003年10月，我获得了一次机会。当时福斯特来到北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设计竞赛，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他的设计方案。T3航站楼最终采取了福斯特事务所的方案，这个设计很有中国的味道，建筑师很懂得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把柱子和屋顶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航站楼的平面布署能够安排更多的停机位。

　　人物周刊：你拍过一张照片是从东绒线胡同看新建成的国家大剧院……

　　王军：国家大剧院在北京的新建筑中是争议最大的。它以一个巨大的钛金属外壳覆盖内部的剧场建筑，房子外面套房子(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记录了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的批评：“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也记录了比较文雅的一种说法：“这如同屋子里面打伞，不可思议。”)，内部是一个巨大的贯通空间，要保持舒适度就必须大量使用空调，这增加了建筑的能耗，颇为一些建筑界人士诟病，他们认为，大剧院的设计过于形式主义，那个外壳费而不惠，还给周边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光污染，但这一点我没有现场核实过。

　　人物周刊：库哈斯曾经抱怨中国老一代建筑师的保守主义、新一代的怀疑主义，你同意么？

　　王军：用“主义”来探讨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我听到老一代建筑师的批评是：你非要说CCTV大楼、“鸟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你说服不了我。什么叫先进？打个比方，本来要花10吨钢完成这个东西，我花1吨钢就解决了，这才叫作先进，结果你花了20吨钢甚至更多的钢来做，能说你是先进的吗？可支持者说，CCTV大楼、“鸟巢”是用钢编织的艺术品。这观点是对是错？这不是一名记者能够回答的。我的职责是，更多地报道这些建筑活动的复杂性与争议性，让读者获得全面的信息，而不是一个谁黑谁白的道理。

　　如果你要问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想说的是，北京可以不再玩这种“怪房子”了。你可以做一个“鸟巢”，做一个CCTV大楼，不过别再做下去了。如果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家里可以收藏几件，但不要堆得到处都是；一个人，你也别手上戴十个金戒指。像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有一个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够了；悉尼这个城市难道要建七八个悉尼歌剧院吗？

　　厦门PX项目的出现不就是因为没有财产税么

　　人物周刊：前言中有段话挺打动我的，你说在单位怕老百姓来找你，因为忍不住就要到现场去看看，去看了忍不住就要扮演一个记者的角色。你怎样来平衡自己？

　　王军：有的被拆迁的老百姓找到我，在我面前哭泣，甚至下跪，那一刻我感到很脆弱，我不过是一个小记者而已。但我又忍不住要听听他们的故事，忍不住要到他们家去看看，看了之后又忍不住要表现出一个记者的状态，这使得我的工作时常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境况之中，那时惟一能够拯救我的就是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更职业一些。我热爱这个职业，我相信我的工作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使社会能够沟通。这样的信念使我的工作能够持续。我很感谢那些来找我的老百姓，是他们教会我如何认识城市。

　　人物周刊：老百姓教给你什么？

　　王军：看到他们痛苦，就会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情况，我不得不把工作的重点调整到这个方面，这也加深了我对城市问题的思考。比如，老李被开发商老王手下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我采访了老李，又去采访老王。我有时会想，如果老王和老李的位置掉个个儿，故事会不会也是一样的呢？

　　人物周刊：老李和老王干架，最后你探明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军：老王毫无疑问应该受到谴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这个过程中，老王是强势的，由于城市政府的收入太多地依靠房地产，一些官员会对老王的作为睁只眼闭只眼。这里面有没有权力寻租？我没有证据。但我清楚的是，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有着太多的利益关系，这又跟刚才我提到的城市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相关。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住房实现了私有化，住房交易市场出现，住房不仅是一种消费品，它还是一种投资品；另一方面，政府大量的公共服务投入积淀在不动产的价值之中，因为没有设立物业税，这些投入不能正常回收，它们被补贴给了不动产所有者，这些所有者一转手就可以将其变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售地成为了城市政府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方式。打个比方，政府投入几十亿元修了一条地铁从你家门口通过，你家房子的价值一下子增值了，增值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是地铁的投资沉淀到每家每户来的，你把房子一转手就把这个钱揣到自己兜里了。可城市政府没法回收地铁的投资，惟一的回收方式，就是一发狠，把你们家拆掉，把地再卖一次，把增值的部分赚回来。这就是中国城市目前的一个基本矛盾。

　　我到美国去，问他们的城市为什么不干这种事情，回答是他们城市的税收是与每家每户的安全和房屋的增值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财产税(propertytax，相当于目前中国计划开征的物业税，也称不动产税)，就是定期对不动产评估市值，按照固定利率(许多州是1%)来征收。比如你的不动产价值100万元，你每年就得交1万元的财产税。在美国，财产税收入通常占城市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使得市长们能够专注于供应公共服务，因为这会推动不动产增值，提高财产税收入，所以，这些市长没有必要拆房子卖地皮“经营城市”，更没有必要搞一个PX项目在你家门口，因为这样的项目会让城市的不动产贬值，政府这样做就是自毁金饭碗啊。厦门PX项目的出现不就是因为没有财产税么？中国城市的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来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问，我的房子不进行交易的话，为什么要交这笔税？

　　王军：你在享受公共服务啊。你家附近的市政设施、学校、医院、环境质量都变好了，你在享用这些东西啊，你是不是应该付费呢？公共服务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的。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来的。公共服务的投入是无法均衡分布的，你们家的房子更值钱了，证明你们家享受了更多的公共服务，纳税人的钱被更多地投入到你们家这一带，并沉淀在你们家的不动产价值之中。你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说，在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涵盖了对所在城市应尽的义务。如果每多享用一项公共服务就要多交一笔税，那将是很可怕的。

　　王军：你如果不买房子，只是租房子，你就不承担缴纳财产税或物业税的义务。所以，在美国，房屋的私有率去年才达到70%，英国更低。这些国家的城市建设了相当规模的供低收入者租用的可负担住宅，住这些房子是不用缴纳财产税的。

　　历经一系列变化，目前统一的面向不动产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已不复存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人物周刊：物业税的开征会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高税收的国家？

　　王军：不能说是高税收，应该是税收合理的国家。一个好的所有制和一个好的税制，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契约，我们必须优化这个契约，中国的民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人物周刊：但是，仅《物权法》出台就经历了十年时间。

　　王军：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了。从1998年住房私有化到《物权法》出台，我们只用了10年啊。在人类保障人权的历史中，这10年算长吗？这10年对中国的人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格啊。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人物周刊：“拆”实际上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倾轧。

　　王军：在拆迁卖地的游戏规则下，就会发生社会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并向少数人集中。这是非常危险的。

　　梁思成有一双特别清澈的眼睛

　　人物周刊：业界有个说法，新华社能出王军这样的记者，挺不容易的。

　　王军：这么说，可能是缺乏对新华社的了解。新华社优秀的记者太多了，只是他们做的很多工作大家看不到，因为是内部调研。新华社记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很多记者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第一线调查研究。很多记者我自愧不如。我的工作能够被大家关注，只能说我很幸运。

　　人物周刊：你看问题的态度，不太像一个揭内幕、底牌的记者，不是那么激动、也不是那么愤怒。

　　王军：我总是喜欢把事情放在一个背景下去看，放到10年、30年、50年、100年甚至几千年的背景下去看，这时我会安静下来，会有更多的发现，会更坚定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人物周刊：说说你从1993开始研究梁思成先生的收获，研究这个人物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哪些影响。

　　王军：梁思成加深了我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也加深了我对他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理解和认识。梁先生有一双特别清澈的眼睛，在那里面，你可以读到希望、忧伤，还有困惑。

　　拆除北京古城，让梁思成无比的痛苦，因为父亲还在他的血液里活着。梁启超是位大学者，早年关心政治，后来心灰意冷。梁思成少年时的表现跟他父亲一样，“五四”时上街游行，在学校办报纸，带头罢课，驱逐校长……父亲一把把他拉回来，后来又写信告诫他，唐代有两个大文豪，到朝廷做了大官，可与李白和杜甫相比，谁对国家的贡献大呢？父亲要求他以学术报国，他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他和林徽因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朴素的追求，希望学到一门技术，对国家有用。中国人民应该感谢他们两位在1931 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他们一次次从北京北总布胡同的家出发，到深山老林里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产，找到了隋代的赵州桥、唐代的佛光寺、辽代的应县木塔等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建筑，并作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在山西应县，梁思成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攀上将近70米高的木塔，差点掉下来。他在1943年完成薄薄一本《中国建筑史》，这背后是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日本侵华前的华北、东南，以及抗战期间的西南，踏访了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

　　梁思成这一生做了很多事，他是中国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创者。但这一切又只是为了一件事——爱国。可这个国他爱得如此艰难！“文革”时期逼迫他写交代材料，检讨自己的爱国心，说你这个牛鬼蛇神有何资格爱国。梁思成写下了“检讨”，第一句话就是：“我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且是狂热地爱我的祖国。”

　　我一直想写一本《梁思成传》。我深知人是最难写的，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丰富，如此难以把握。我也知道作为一名记者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所做的这个研究，肯定存在力有不逮之处。但我还是想写他，因为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