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论坛(联合国人居大会)日前在南京召开。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周岚认为，江苏通过这个平台让世界了解江苏，反过来也让南京了解世界。“联合国人居署的特点是侧重人居环境，特别重视对老百姓住房的改善。现在内涵也在扩展，因为住房仅是人居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论坛召开期间，周岚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觉得近几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城市规划变得对宏观和微观都比较关注？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城市规划都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要考虑，这是以前比较缺乏的。

　　周岚：是的。我个人对此次主办方之一联合国人居署的理解是,觉得它比较强调两方面：一是最基本的需求（basic need）。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建设将来在全球，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城市化建设并不都意味着成功。如拉美、非洲，带来了一系列城市化问题——贫民窟、老百姓基本的需求没有得到保障。

　　因此，城市化不一定带来城市文明的提升，关键是怎么引导城市化进程，怎样使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人口的迁移，还要伴随着文明的进步。

　　联合国人居署开始比较关注城市化的弱者，边缘人群的基本需求。但慢慢的，全球的生存问题和环境问题使其内涵不断扩张。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和谐的城市化，内涵已不是简单的解决基本居住问题。

　　目前人居署有两个重点关注：发展的基本权利、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理解中国将来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独特性？

　　周岚：我认为中国的独特性很强。首先，庞大的人口基数。以江苏为例，改革开放30年，1978年江苏城市人口1900多万，现在是4000多万。2000万人就意味着20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个数字在国际上不可想象。这一项已经使中国的城市化很受瞩目。斯蒂格里茨说过，21世纪的决定性力量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

　　第二，这个数字与一定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就更不容易、更加了不起。中国城市化起步跟经济腾飞同时发生，在经济起点不高的情况下产生。因此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和西方的城市化进程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的特征是“五化”并存：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西方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基本是代表全球化趋势，但是他们的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两个阶段。他们的问题是分离的，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单要素的。我们城镇化、工业化还在发展阶段，但是信息化进程已经开始。我们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后来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体系还没有构建完善，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

　　我们的问题更加综合。中国是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综合，中国的特点是社会矛盾高度浓缩，当然进步也是高度浓缩的。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能在这么集中的时间段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那么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国家是非常有示范作用的。

　　联合国人居署非常关注中国。我曾经参加联合国在罗马举行的专家论坛。我介绍了南京秦淮河变迁，让他们非常吃惊。中国模式本身值得肯定。但什么是构成中国模式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模式还需要什么改善？这还要不断探索。

　　房地产市场必须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城市化未来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会不会被近几年的高度发展所掩盖？现在城市贫困现象跟土地、规划纠缠在一起，未来中国城市化问题会不会更突出？

　　周岚：从城乡建设和人居环境保障看，我个人对未来比较乐观。我们国家对住房保障也是走过了一个历程。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国家提供，市场经济以后，把市场作为一种平衡力量，作为住房改善的一种力量。现在政府政策十分明确——是在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下，重视政府对最基本的需求的保障。建设部现在是叫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这反映了政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也是在不断调整政府管制的重心、能力和水平。

　　我对住房保障政策解读的是“让政府做政府的，市场做市场的”。政府非常重视弱势群体基本需求的保障。出台了廉租房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限价房制度。另一方面让市场做市场的，让自己买得起商品房的人走商品房的道路。

　　江苏的政策是三句话：让所有低保人群住进廉租房，让所有低收入人群有经济适用房，让所有新就业人群租得起房。要解决低保人群、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就要有分析，大概数字多少、分几年解决等？江苏省委省政府2008年的目标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增4万套经济适用房，1.2万套廉租房。

　　我个人对房地产市场长远发展、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机会比较有信心。现在，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是53.2％，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40个百分点。到相对发达的水平，这个数字应该在70％以上甚至是80％。如江苏未来能达到70％，则意味着再增加20％左右，这又意味着新产生1000多万城镇人口增加的住房需求。我个人认为长远来看，刚性的住房需求是存在的，不是虚幻的。城里人在不断改善房子。

　　另外，我认为房地产市场必须调整。大家出于某种预期，当房地产市场在供不应求的阶段时，这种趋势本身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因为这不仅是刚性需求，投资需求也存在。政府应该促进刚性需求的保障。我不同意放大投资性需求，因为投资性需求会使国际市场的热钱进来，就会让政府没有办法保障想保障的刚性需求，因此必要的宏观调控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投资性需求和刚性需求分开。房产市场必须重组，由于供不应求，开发商就没有特别关注住房质量、居住环境、为老百姓着想等一系列问题。房地产商要提供更好的东西：工程质量的保证、诚信、新的环保和节能理念。

　　建筑节能包括两部分：一是舒适性的增加，一是资源利用的减少。节能是一减一加，减的是资源消耗，加的是舒适性。房产商提供的产品要注重质量、信用和先进的理念，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政策调整对长远发展是好的。个人需求的满足，政府的管制能力不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进程的控制和引导都是很重要的。

　　南京都市圈规划中的公共参与

　　《第一财经日报》：2001年江苏“十五”规划中提出南京都市圈的概念，南京本身也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注意到最新一轮对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订，加进了更多公共互动措施，能不能对都市圈规划中公共参与性，更清晰阐释一下？

　　周岚：第一，南京都市圈不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因为我们在做南京规划时，研究过南京历史，结论是南京从来不是南京的南京。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图，分析南京2000年影响的地域是多少，1000年影响的地域是多少，几百年影响的地域是多少。南京从来都是一个区域性城市，一个地域性重心，特别是南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位置的时候。南京和北京、西安、洛阳相比，它的古都特点是南方都城。

　　第二，影响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能停留在虚幻的南京曾经影响过什么。我们分析过南京的实际影响，做过调查，包括对区域性公共基础设施如机场的共享，对南京的商务中心和商业重心的需求，很多周边城市的人周末来南京购物，例如马鞍山、镇江、扬州，来南京都很方便。还有商务机构，区域性机构一般选择在南京设点，南京的区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是文化的需求，南京很多报纸的订阅是在周边城市。基础设施共享，区域性商业和商务设施的共享，文化设施的共享，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南京都市圈都不是虚幻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规划中的公共参与是分层次的。我们在南京很重视推动公共参与，与老百姓互动比较深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相对来讲对宏观规划问题，百姓的参与热情和能力要差一些。并且公共参与不仅是百姓参与，还包括社会参与和专家参与。南京有个市民叫盖星石，原来是一个退休的工人，随着公众参与的进程，他的公共参与能力逐渐提升，最后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规划专家，对规划的理解上升到相当学术的程度，曾被评为南京的最佳市民。

　　都市圈的公共参与还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这也是参与的根本之一。参与行政规划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协商。规划本身是一个政治行为，但都市圈规划不仅是行政管辖内的，而且是由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走到一起，这种规划比传统的行政规划更注重协商。政府间的协商是构成都市规划非常重要的力量。

　　南京规划局和南京相关机构做了很多工作来实现对接，比如基础设施的对接，镇江的路怎样规划能保证镇江也享受南京机场等。

　　此外是广泛社会共享，这个理念比一般的市民讨论更深入，如老百姓居所周围应不应该建一个垃圾中转站，我们会比较多地发挥各行业学者和专家的作用。

　　最后就是每一个规划都必须公示，经市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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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岚

　　●1965年12月生，江苏南京人，无党派人士，高级规划师，全国政协委员

　　● 同济大学工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学硕士，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 1990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规划院副院长，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

　　● 2008年4月，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