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您认为风景园林师能为新城发展和旧城复兴做点什么呢？

　　玛莎·舒瓦茨：以前的欧洲，所有的造园师都为贵族服务，因为贵族们有足够的钱和资源用在设计他们大片土地和花园之上。然而，当大革命把欧洲的皇室和贵族推翻的时候，像安德鲁·勒诺特（Andre Le Notre）这样的造园师也随之消失了。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奥姆斯特德出现，并把自己称为Landscape Architect时，风景园林行业才以一种现代的新形象重新出现。他很好地创造了许多到目前为止还很适用的美国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今后城市建造的范例。在如何赋予园林社会功能方面，奥姆斯特德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派的风景园林师。奥姆斯特德用一种十分现代的方法来使用园林：在过分拥挤的城市之中创造园林，从而为人们提供干净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并且改善社会条件。他最富有天才的创举是创造出了一个建造在糟糕湿地上的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如今纽约的中央公园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块公园地产。很多的调查显示，建造在开放公共空间和拥有行道树的街道周围的房地产要比那些缺少这些环境条件的房地产价格更高。

　　目前美国在建造新城的时候仍然沿用奥姆斯特德的城市为原型，运用公共空间作为健康城市的催化剂。我们需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早在19世纪中叶奥姆斯特德已经运用园林作为提升人们健康的工具和改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创造宜居城市密度的催化剂。

　　中国目前正处在飞速发展阶段，正在需要建造许多新城，这个例子对于中国来说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例子是在新城中改善公共健康条件的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城市密度和公共空间的平衡关系，那么这个城市势必不能很好地运转和发挥其最高的效率。人们必须明白开放公共空间和城市密度是共同存在的关系，不能一味地提高城市密度。开放公共空间不能只是城市的装饰品，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同类型的开放公共空间为社会稳定、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和休闲娱乐做出贡献。开放公共空间是一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了解的地方，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大熔炉，是一个新文化产生的地方。目前中国正处在这个关键点上。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它已经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去造就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将会去寻找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寻找一个能为下一代提供机会的健康生活。我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建造许多十分庞大的崭新城市。但是如果政府不了解什么造就了一个健康的城市和没有正确认识到风景园林师在参与新城市建造和规划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将会错过一个十分重要的机遇：创造人们乐于居住的世世代代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为了监督和规划出一个健全的城市园林系统，风景园林师必须参与到新城规划之中。一个完善规划的开放公共空间系统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重大的贡献。如果一个城市是毫无吸引力且不健康的，那么它终将被人们遗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密集的城市宜居。因为人类最有效率的居住地方是在城市里，所以如果我们创造了更好的城市就意味着我们能在地球上以一种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生活。

　　在美国，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同的情况：我们开发了许多低密度的郊区住宅区并且放弃了许多的城市。在现今自然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建造我们的城市。美国人缺少城市文化。这意味着我们和在城市里居住了很多世纪的欧洲人不一样。在欧洲，城市是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生活和商品买卖的地方，现今的欧洲城市基本上是在中世纪的古城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与欧洲和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最大的发展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的模式依赖于道路系统和汽车产业。我们建造了有利于货物运输和城市扩张的道路轴网。但是为了支持汽车产业和促进石油的消费，政府在公共交通方面的投资太少，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一列高速列车。终于我们清醒过来了。我们正在逐渐明白我们使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去建造低密度的扩张的城市和社区。现在美国必须向拥有建造城市传统和可持续观念的欧洲看齐。为了重建我们的美国城市，我们必须向其他人学习。

　　在英国伦敦工作的五年时间里，玛莎不断地造访欧洲各国，潜心研究欧洲当代风景园林的潮流。每年玛莎都会像老师一样带着办公室的全体员工去欧洲旅游实习，观摩和讲解古今欧洲名家设计的作品。因为很多美国移民来自欧洲并且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了美国，所以玛莎把欧洲形容为美国文化的根。但是在18世纪之后风景园林行业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沉睡过程，直到19世纪中叶通过奥姆斯特德的作品和其个人努力还有艾里奥特(Charles William Elliot)在1905年成立了哈佛大学风景园林专业，风景园林行业才得以重生。接着，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给现今的风景园林行业奠定了基调。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风景园林又有了新的认识。风景园林设计成为了人们展示各种新鲜主意的竞技场，扩展了行业的涉及范围。欧洲风景园林学校的成立晚于美国， 但是玛莎认为欧洲深厚文化底蕴对设计的支持能使欧洲园林行业进步飞快，甚至超越美国。因为美国正被自己不支持园林当代表述形式的文化所拖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美国比欧洲落后了20年。

　　《风景园林》：很多人认为美国的风景园林业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人们趋之若鹜地向美国学习。您是这样认为吗？

　　玛莎·舒瓦茨：我想美国人发明了每一样新东西的观念已经是一个老旧主张了。我想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美国已经沉睡多时：整个国家拒绝承认全球变暖，我们大肆浪费的习惯已经造成很大的环境影响。在过去的8年期间，美国变成了一个不愿与世界合作、一意孤行和保守的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从二战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他们重新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通过在许多领域里的合作改革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在许多方面，西欧远远现代化于美国。通过投资基础建设和教育，整个世界也在不断前进，然而美国却没有。我们正在为沉醉于自己的虚构神话付出昂贵的代价。我想布什的执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幸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振作起来，重新给自己投资和重建。然而幸运的是，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不喜欢冗繁的官僚系统，我们准备好了再次和世界合作向世界学习，准备好了去缩小我们与世界的巨大差距。

　　《风景园林》：风景园林师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

　　玛莎·舒瓦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风景园林师不应给人们留下只会做绿色屋顶的印象。当我去很多地方参加可持续发展会议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唯一参加会议的风景园林师，而且会议的议题多数是关于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80％的资源和能源都被建筑的建造和维护消耗了。对于风景园林师来说，创造一个密度适宜的宜居空间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只有当人们住在密度适宜的城市之中时，资源才能被有效地集中利用，公共交通才能发挥作用，资金才会涌入，人才才会聚集，因为人们总是会选择定居在宜居的城市。

　　经过五年在英国的发展，玛莎的努力得到了英国社会普遍的认同。2004年玛莎被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授予荣誉会员称号，2007年玛莎被英国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8年前任伦敦市长肯&＃8226;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任命玛莎为“为伦敦设计”顾问团委员，与其他设计大师一起负责为伦敦的风景园林、建筑、城市规划提供专业建议。

　　《风景园林》：听说您对伦敦前任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100公共空间计划（100 Public Space Program)很赞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玛莎&＃8226;舒瓦茨：前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很重视风景园林的建设，他提出的100公共空间计划就是要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在伦敦创造或者升级出100个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美丽来自各种不同的形状和颜色，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最终人们总是选择美丽的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来居住和工作。伦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肯·利文斯通深刻地意识到要把伦敦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他需要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去吸引伦敦知识形经济的原动力——人才。只有世界的人才都被吸引来伦敦，伦敦才拥有超越世界上其他城市的能力。利文斯通明白当人们来到城市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把市民和城市连接起来的风景园林，这个定义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前市长最感兴趣的事是保证人们在城市里共享的风景园林在使用性、连接性、公共交通和美观上得到很好的设计，很好地考虑步行环境，考虑公园的使用性和如何使用自行车。但是遗憾的是，在世界许多快速发展的地区，例如中东地区，人们只重视建筑。这样的观念已经被证明是十分错误的。

　　如果想看看当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被视为建筑的附属品时所发生的一切，迪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从来没有针对街道景观的投资，从来不考虑行人走在街上的感受。迪拜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正确的规划，直接进入了建造阶段。建筑杂乱地被堆砌在地面上，缺少连接的组织。事实上现在他们必须回到原点重新建造一遍，因为高密度使得城市不能很好地运转。人们也不会选择居住在那里，因为那里很丑陋。迪拜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它展示了人类过分浪费资源和缺少运转功能的地面系统。我曾经在迪拜有一个项目，为了方便，我们的宾馆只与办公室一路之隔。然而我却不能简单的穿越马路，而必须打一辆出租车，绕到高速路上掉头转了4英里才到达马路的对面。因为这里缺少规划，所以这条大路根本无法逾越。这是一条10车道的超级大道，它是城市的主要街道但是也像一条大峡谷一样分隔了城市。我想这些因素是人们在开始设计和建造建筑之前就必须考虑到的，然而迪拜的建设恰恰失去了这个关键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