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纪忠

　　1915年3月19日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字渊如。

　　1936年初赴欧洲留学，获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 Stiftung)奖学金，1941年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T.H.）建筑系毕业，获建筑师及土木工程师衔。1947年-1948年任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建筑师兼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后亦曾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1948年8月起任同济大学专职教授,1955年至1983年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1987年美国建筑师协会授荣誉院士Hon.FAIA。

　　《风景园林》：1956年，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城市规划专业“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1958年，又创立了城市园林规划专门化。能回忆一下当时这个专业在同济的发展背景和经过吗？

　　冯纪忠：我很早就意识到在城市规划中，绿化和景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在我兼职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与程世抚等同事一起做上海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曾着重提到过，我与程世抚合著了“绿地调查报告”（1951年出版）。既然重要，那就要有专门的人才。1951年，程世抚邀请我与他一起，不止一次，为全国绿化管理干部培训班授课。1958年，同济大学创办了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绿化），也就是现在的城市规划(风景园林)。

　　1979年，我在同济大学率先恢复了这个风景园林专业。当时赶着成立这个专业，我是为了要防备破坏风景区。过去我们就吃亏在这个问题上，很多风景都因为没有正确的、有保护意识的规划，被胡乱开发破坏了。另一个原因是，欣赏园林过去大多停留在欣赏苏州园林等等，相对来说较多偏重文学和历史的范畴。我提出创建风景评价体系，这有助于在规划风景区时，明确到底哪些地方需要保护，哪些地方值得开发和怎么开发。可惜的是，还是稍微晚了一步，如果风景园林专业能再早一点恢复，中国许多有价值的风景区和城市景观就不至于被破坏了。

　　1981年，高校开设博士点的时候，我就想以风景园林为主来培养些研究生。去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研究生导师的人选时，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我提出希望能带风景园林方面的博士生，这得到了支持，并将风景园林方向设在城市规划专业里面。这也让我成为全国第一个不仅可以带建筑和城规专业博士生，而且还可以带风景园林的博士生导师。我非常高兴能为这个领域做些工作。

　　《风景园林》：采访您肯定绕不开方塔园。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规划设计的松江方塔园在风景园林领域开创了崭新的时代。方塔园的设计主要面临哪些难题？您对建成效果满意吗？

　　冯纪忠：1978年5月，程绪珂局长代表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邀请我开始规划设计松江方塔园。方塔园在上海松江县。建园用地172.73亩，性质是以方塔为主体的历史文物园林，1982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规划布局从方塔这一组文物作为主题着手，堆山理水无不以突出主题为目标。规划之初，碰到的是如何布置迁建的天后宫大殿。宋塔、明壁、清殿是三个不同朝代的建筑，如果塔与殿按一般惯例作轴线布置，则势必使得体量较大而年代较晚的清殿反居主位，何况塔与壁，一为兴圣教寺的塔，一为城隍庙的照壁，原非一体，两者互相又略有偏斜，原来就不同轴。再则三代的建筑形式有很大的差异，若新添建筑必然在采取何代的形制上大费周折。因此决定塔殿不同轴。于方塔周围视线所及，避免添加其他建筑物，取“冗繁削尽留青瘦”之意，不拘泥于传统寺庙格式，取宋代的神韵，因地制宜地自由布局，灵活组织空间。建成后的方塔园，当然也存在不少细节上的问题，但总体上我是比较满意的。

　　《风景园林》：我们也注意到您曾经写给时任上海园林局局长程绪珂的一封信，反映出方塔园设计过程的曲折不易。您当时承受了哪些压力？您觉得一个成功作品的出现需要哪些条件？

　　冯纪忠：这场风波起始于1983年，批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塔园北大门和堑道的设计方面，有的专家还提出地面不应该用石块而应该铺水泥，堑道是“藏污纳垢的封建思想”。这些批判完全不在于技术探讨，而是上升到“精神污染”层面，“卖国”“反党”的大帽子乱飞，这是我苦恼的来源。幸而当时上海园林局局长程绪珂一直给予我很大支持，1984年上海市时任副市长倪天增和钱学中专程去方塔园了解视察，并特地上门看望我，才能让我继续方塔园的后期设计，造了“何陋轩”茶室。

　　我想，一个成功的作品首先应该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作品，包括功能需要和审美需要。尤其对于建筑和园林来说，它们具有很强的公民作品属性，为民所建，为民所享，无法仅凭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图纸实现，而是多方协调博弈的结果。第二个我认为，成功的作品应具有教育意义，能在某方面为社会提供启示和榜样的作用，这意味着作品可能有不被时代理解的成分，需要设计师顶住各种压力。尽管这样做的确很难，但你会拥有超出作品本身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也是一位教育者在传授知识之外，要让学生体会理解的更重要的内容。

　　《风景园林》：进入求新思变的今天，“现代园林”之“现代”应体现于何处？

　　冯纪忠：1918年我随父母移居北京，在北京长大。父亲有段时间在香山养病，我也得以游历香山。后来随家迁居上海，尽管当时上海公园开放的比较少，但还是看了一些。去欧洲留学前跟着外祖父住过苏州。可以说，苏州园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后来对于现代空间，特别是“意动空间”的表达和研究除了承传欧洲现代空间的探索外，也得益于那段苏州岁月。苏州园林比较集中，有利于相互学习切磋，因而园林意境的表现也是丰富多彩、淋漓尽致。

　　在山水意象体验上，从大到小这个历史阶段，苏州园林意境的表现是比较成功和彻底的。现代进入了空间尺度上从小到大的新阶段。现代人的生命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意境通过现代空间可以在小尺度的园子中表现，也可以在大尺度的风景区中表现。空间尺度的变化引起了各种变化。园林与风景的融合更加密切、更加广泛，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在生命状态的表现上，以时空转换传达出“意动”的境界更是现代空间规划和设计的新的方向。

　　我们现在学了不少国外的东西，在学习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也自然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不能说国外就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可以学习他们对自然风景及环境的保护乃至对细部的研究。做园林绿化“有法无式”，思想要开放自由，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要注意的是，现代风景园林与历史不能脱节，要保持中国的文化精神，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硬搬外国的东西和拷贝来的东西不能称之为“现代”，硬搬古代的东西也不能称之为“保持中国的文化精神”。

　　《风景园林》：什么是您心中的园林精神和理想？

　　冯纪忠：方塔园对空间采取了既分隔又开放的手法，我想这种空间处理或许表达了我心中的园林理想：流动的空间让思想不拘于一隅，不断地打破来源于自身和外界的禁锢，是一种对中国未来做开放性探索的愿望。刚才讲到生搬硬套的东西不“现代”，其实不论是硬套国外的，还是硬套传统的，都是一种禁锢。这种敢于探索的思想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提倡的一种学风。

　　《风景园林》：请您预测未来10年风景园林的发展趋势。

　　冯纪忠：照我这个岁数来比较，十年时间太短，一百年都有点少（笑）。不论什么时候，风景园林都要将公民的需要、个性的展示和历史的传承结合于其中。风景园林的前景要依大势而动，这个大势就是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大势与以前就不一样。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洪水、温室、垃圾等等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且，人们越来越相信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有信心通过联合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大势无疑会影响到风景园林，它将更深度地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大势中，推动风景园林的发展。

　　《风景园林》：请用一句话概括您对这60年园林发展历程的感受。

　　冯纪忠：这60年，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我的感受仍然不错。现在，我到处能碰到熟悉的面孔，听到熟悉的名字，我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各自的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后继有人，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

　　注：本访谈由文桦根据口述整理，照片由赵冰拍摄。采访得到了同济大学吴人韦教授、武汉大学赵冰教授以及冯纪忠先生女儿冯叶女士热情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