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Abitare杂志 康拉德访问哈佛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建筑系主任莫森.莫斯法塔维 2009.03.20

　　康拉德：从2008年1月开始，您接任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院院长，请问与以往的院长相比，您如何定义您的角色的？

　　莫森:我认为，充分意识到哈佛设计学研究院因为悠久而特殊的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实际上它是美国最国际化的学院，这一点来源于它悠久的历史、勃勃的雄心以及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紧密的联系。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对此我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我也很了解曾经在学院里的人和他们曾担当的角色，从Gorpius 到Jose Luis Sert。

　　这些年来美国学术界已经有所变化，其中一点就是院长的身份越来越倾向于管理者。比如说Jose Luis Sert 对学院的领导，你会看到他热衷于营造某种气氛和组建很多人参与的团队，而这些人会提出一系列的观点。他本人为哈佛大学设计了很多建筑，比如说Holyoke 中心和 Peabody Terrace。这些建筑，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是这个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觉得现在学院的的组织结构和教育结构有些脱节，而且很多人把院长的角色理解成行政管理者或是募集资金的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避免这种脱节吧。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首先并且基本上应投身教育的人。学院组织结构及其与大学其他部门的关系的作用是使教育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非常清楚我的到任意味着我和某些同事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我的前任们往往委身于部门的运转以及建筑学、景观设计、城市规划设计的教授。我曾公开表态，希望能够看到这些学科之间合作更加紧密。

　　学院的使命不是单一的，仅仅由某个单独的部门承担，这一点很重要。独立的部门有其自身的想法和关注的事物，同时部门间的紧密协作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都在推广跨学科实践的理念，为的是强调这种理念是我们的校训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还没到只能谈论建筑学的自主性的地步。同时我还强烈主张以多种方式推动和研究新事物。这样人们才能说存在某种需要发展的自主性，但是这些研究的方式需要被理解，而这些方式是通过和其他实践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的界限进行更紧密的协作。

　　康拉德:可以说是一种多重的身份？

　　莫森:说不准。我认为复合性也有好处，它可以仅仅是成为一种做事方式，而我更在意它的结果。所以复合性是我们参与跨学科实践一种机制，但是我认为我们是在寻求某种设计学科的创新，而这些创新来源于寻找新的工作方式、设定特定的日程并依照这个日程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首要任务。这种工作的结果意味着我们不仅和不同的学系打交道，我们同时和大学的其他部分、大学外更广泛的人群社区、美国的甚至世界各地打交道。我认为这种交流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令人兴奋的。

　　康拉德:历史上哈佛设计研究院同其他学院的关系一直磕磕碰碰的，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已经有所改变？

　　莫森：美国当今的大多数大学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甚至合作已经成为招牌现象。

　　在大多数大学，人们希望在一起工作并寻求合作。这样看来就有一个文化上的改变,不仅仅在哈佛大学,而是在所有的研究机构.我认为学院在某种方式上已经非常渴望与大学其他部门有更多的接触,而这是因为事实上在过去我们接触的还太少。所以大学很愿意和我们合作。还有就是，事实上大学普遍更加清楚设计的地位和像在我们学院中所宣扬的理念对这个大学的价值，不仅作为教育项目，比如说设计和工程学、设计和人类学、设计和商务学之间的联系等等。而且还有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所拥有的专业技能的价值。关于新大学的构成、关于实践的问题，哈佛大学思考了很多。因此，我们参与了所有有关项目，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能够参与进来做出贡献，一方面因为我们有个热衷于这些事物的大学校长。

　　对于我来说，特殊事物的发展以及其与表述行为的事物——就像作为民主政治必要组成部分的空间——的联系在大学校园里变成了紧密相关的话题。建筑物的作用从作为单一功能的建筑,转变为构建一个社区：你不仅仅是在简单地建造一系列高度分化的、功能性的建筑物。这种思考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在Allston的新校区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提出了”什么是未来的大学?”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这个新校区的形式如何、关于大学理念的反思：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扩大空间，我们同时也在借此机会反思我们在组织上是如何依存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当前生态运动正面临着危机，所以可持续性和生态学成为这场讨论的重要话题。如果你在思考什么是未来的大学，那么这个话题怎样才能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而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将减少能耗”。关乎生态的思考理念，如何才能促发有关设计的不同形式的思考？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同时要面对做这类项目的人，他们是专家，有特定的做事方法，可这种方法却不见得是更开明和具有探索性的。我认为我们需要这种更开明的具有探索性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清楚解决方案会是什么。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在进行相关探索时要更具有试验精神。所以我当然非常愿意推动这些工作的展开

　　康拉德：这些事情令人非常兴奋。如果是在两三年前,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想必都不会提上日程。你是否作为顾问参与了Allston的扩建工程？

　　莫森：我作为院长与其他院长一起参与了这个事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非常直接地与设计者们有所接触，给他们关于设计方案的反馈。对于Allston，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就是，这里可以没有某些长期的总体规划的东西或是较短期的干涉，也可以采用临时的、试验性的方法。有的时候，用那些临时性的东西，你可以做更前卫的设计。我认为考虑这种可能性会非常的有趣，但是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可以承受得起。

　　问题是重新定义资源、各种资源间的关系，以及大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哈佛是一个管理非常分散的大学，而且认识到各个学院的财务是独立的非常重要。哈佛大学有着深厚的资金来源，但每个学院有不同的资源，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学院所能承担的能力也取决于它各自所获得的捐款，这些捐款使你更加自主，这很重要。事实上，见证过去的几年里学生们的兴趣和期望在以某种方式变化的过程非常有趣。我发现某种意义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社交和政治活动非常感兴趣。他们希望做些什么。他们对所谓的著名建筑师表示怀疑。

　　我们有很多学生开始更多地做能够及早地看到成果的项目,对亚洲、非洲等地方的项目感兴趣。现在正在做一个医学院的项目，叫“健康伙伴”与在卢旺达的项目有关。在其他国家他们在做建筑项目。其实，除了每个学期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室,我们计划在非洲做一个工作室。我们想把这种短期的项目实践转变为在一个地方做两到三年的较长期的实践，可以在印度、中国或者中东。

　　我认为有关场所、特定场所的理念，不仅关注城市地区，同时还关注乡村地区的发展。因为这样你才能做更适当的事情，你才能做可行的项目，所以我认为这会更有趣。还有就是，事实上学生对教育活动的不同组织方式反响很大。比如说，我们已经不仅仅只有单一的讲座，这种讲座和受众的关系比较被动，老师讲讲、学生问问，大家就下课回家了。

　　我们在尝试做更加互动的，相互探讨性的活动。比如说，晚上的讲座。我们有讲座、研讨会、工作室等课堂形式，但是有了晚上讲座的形式，我们创造了一种更随意的与学生之间研讨会式的互动，与各种不同学科的人的互动。比如说艺术学科、社会科学或是人类学的，和我们一起讨论设计和其他一系列实践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对话有意思。这些努力为认识不同学科、为我们在学校推广各种理念不仅仅是“建筑是凝固的知识的方式开辟了新的途径。我们当然会传播这些知识，但是我们也在尝试为知识新形式的形成和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应该推广的新式的风险投机建立基础。我正在推动承担风险成为学院的必要部分。我发现在当前学院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康拉德：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承担风险，相对于AA那种不同运作方式的学校，更适合像哈佛大学这样的机构（以它的强大而闻名且更有可能承受）？

　　莫森： 我认为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教育模式是不存在的。伦敦和纽约不同，和波士顿也不一样。很明显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像建筑联盟学院那样的学校是没有的。

　　建筑联盟学院的前卫和试验性有很长的历史了。我在AA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我在尝试着参与不同的试验，一种不同的当代模式。你必须确保学生们知道更多事情。我认为有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先锋主义的历史，然后开始模仿那段历史时期的做法，认为激进和先锋的唯一实现方式（在本质上）是重现那段历史。对于我，这是很危险的。而且我认为人们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对于AA来说激进的做法和对哈佛来说激进的做法是全然不同的。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得引入某种反叛历史的特性，才能创造新的形式。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哈佛设计学研究院的去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与历史上的实践密切相关，所以现在重要的就正是强调这种推测和对其他学科的新看法。我认为我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研究的概念，因为在建筑学院里，我们不是很清楚：“什么是研究？”而在物理学系他们对此非常清楚。

　　康拉德：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议程。

　　莫森：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将研究、教学和出版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比如说，借助已经出版的《纲要》，我们在尝试把它作为定义学院的某些实践的手段。借助《哈佛设计杂志》，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重新把杂志定位为发现与当代设计实践有关的事务的手段。所以印刷品不仅仅是发生在学院内事情的文字记录了，而成为新形式和新理论的完备的文本实体.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了新想法发生的催化剂。但是我们真正在尝试的是更强调如何定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出版过Farshid Moussavi 在她的讲座中对某种系统的功能所做的的研究。第一本书叫《装饰的功能》，最近的一本叫《系统的功能》。这是我们学生的作品，在发展新知识形态上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传统的。有些Rem Koolhaas出版的作品，比如《城市项目》、《哈佛大学采购指南》，它们在投资和教学之间创造了相似的关系，最后出版了。现在这正在变得更加系统。比如说下学期我们有一个大的展览也将整理出版，这就很好地处理了设计和新兴实践还有其他，尤其是与科技利用有关的实践的关系。

　　康拉德：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学院是至关重要的。

　　莫森：绝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可以接纳各种领域的从业者和他们的实践。实际上有件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创造了新的与工程相关的时间的理念。我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要求每个教授不要仅仅把精力放到一个学期，而要着眼长远；比如说三年。我更愿意做一个周期为三年的工作室，这样才会有一个得到反馈的周期，才能发现一些东西，然后你根据那些信息来建设，用不同的方式，如此形成一种整体的知识，我们可以整理成册，拿去出版和展览。

　　康拉德：你说你在尝试在你和系里的教授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而学院是基于来来往往的来访者的，这就意味着你和每个教授邀请他们的时候有所合作？

　　莫森：目前我们有个混合的模式。我们有“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所有的教授，包括不同项目的负责人和学院行政部门的领导组成，因此我们大家一起合作，这么做就是我们要真正地分享想做什么、到哪里去这些信息。每个教授、项目负责人和我都参与讨论我们的计划。因此沟通很重要，它与我们对学生的看法有关，他们发现讨论和沟通非常重要，是达成一致继续前行的方法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从策略上看待每个系及其教员，在这一点上我们着眼长远。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所有的职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

　　这同我们的资金运作也有关联，所以比如现在，我觉得我们想做更多大尺度的有关生态的事情，这些事关乎我们的资金募集，和为学院里特定的教育项目募集资金的努力。我会先和教授们讨论这些事，我们往往会都感兴趣,会一起谈论谁在做有趣的工作，教员与人们的会面等。所以这正是我们的混合模式，而不是单个人。人们也可以要求他们所想要的，所以并不是都得委员会作决定。最终教员会作出决定，但我感觉我们有责任去影响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作决定的人

　　康拉德：同样是广泛地包括学院以外？

　　莫森：是的，就是这样。现在在哈佛我们正和人类学中心的Homi Bhabha合作，他在这个中心做很多有趣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参与了进来。我们是在做开创性的工作，已经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开始互换教员。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和工程学院、艺术科学系、医学院有更多的交流。最近我们会见了来自计算机科学和计算学的人，你知道的，这里有些非常出色的人。我们想知道我们与媒体、数字文化的交流能有什么帮助。这又回到了我关于研究的观点。去计算机科学系看他们所做的研究的时候就是研究。现在我们在尝试建立某种联系和合作。我认为这就是哈佛大学吸引人的地方。

　　最后一点，哈佛还有个拉德克利夫学院。拉德克利夫每年邀请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人类学家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会挑选合适的人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任职，之后在哈佛设计学院工作。

　　这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下有的人作为驻校学者，却与其它领域比如说科学学院有所联系。这也非常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