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菁，任何建筑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纽约大学，1987年～2005年在纽约工作和生活。作品展览包括《都市欲望》和《快闪城乡》。著有《媒体时代的建筑与艺术》、《超媒介：当代艺术与建筑》，与傅刚合著都市系列文集《都市村庄》、《都市生活》、《都市档案》。

　　费菁：这个城市很毛坯

　　1986年，即5年清华大学专业完成，费菁去了美国。18年后，费菁回来继续建筑设计工作。“为什么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哪好玩去哪啊!在那里感觉自己不是外地人，而且也没觉得过了很长时间。现在，在这里我倒觉得自己像个外地人。”其实费菁生在北京，长在北京。

　　“现在觉得中国有更多的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创作有利。前18年，似乎在远距离地观察，时间久了就想走近了看，也许有一天看够了可能还会去别的地方。”费菁直率地讲。

　　北京和纽约——感受两个城市

　　在美国的18年，费菁说自己更多地在观察城市里的人和人的生活以及好玩的事。纽约在费菁的感受中是个很健康的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一大早起床，心脏完好地跳动着，然后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也要工作，健康就是该干么还能干么。但健康的城市远不止这么简单，城市的精神还要健康，不郁闷，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有意义。

　　“纽约不会告诉你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只要不违法你尽可以做任何事情。”费菁感觉这种包容性对个人的成长十分重要，她在自己尚在成长的年纪到了美国，住在纽约，做了名纽约客，成长为一名建筑师，这种包容性对费菁的影响不单在生活上，还在观念上。

　　“我的专业创造要求我思想放松，不背包袱。”费菁直言当年国内给不了这个环境，“任何创作都需要这个环境，很多有创新的思想被太多的局限扼杀在襁褓之中。”放松是费菁在美国感受最深的，“研究生的第一堂课，老师手拿一罐可乐，一双大脚翘在桌子上，还问有人要啤酒吗?”讨论的却是很严肃的问题。

　　在去美国前，费菁生活在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饭店刚刚建起，开张营业后这个建筑物成为了许多北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为北京人遛弯去处的一景。那时候，费菁十几岁。

　　为什么这个门会自动开关呢?费菁当时对这个高大的建筑物没有感觉，她和很多人一样，趴在长安街的栏杆上，对那个自动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有一天从香港来的亲戚住在北京饭店，费菁终于踏进了这个自动门。

　　“从来没有想过国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觉得还能有一天出入于这个北京的高级场所，很好玩。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城市其实还是个毛坯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费菁阅历的加深，从纽约回来看北京，虽然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起来了，但作为为人服务的城市，还很不到位。“过个马路都发愁”，一分钟到不了理发店，吃饭要开车……费菁说自己已经不习惯这样的城市了。

　　以前的北京在费菁的影响中是马路没那么宽，车没有那么多，“现在北京割裂得很厉害，街区和街区之间不连贯。中国城市的问题还在于人，中国城市还得要学学纽约。城市要把人放在第一位，除非里面住的是牛。”

　　精致与毛坯——问题城市的给予

　　费菁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一种媒介，作品几乎都和城市相关。

　　2008年，费菁在北京举办了展览《快闪城乡》，展出了她和同事的近年作品。展览论坛的题目是：精致生活·毛坯城市。这是一对矛盾!

　　“为什么毛坯?基本的生活设施不完善，城市的交通、排水、空气都有问题，人的衣食住行都不方便，这样的城市就是毛坯城市。”费菁的展览并没有拿一个城市做样本，而是多个城市的集结，比如北京、杭州、贵阳、成都。费菁主持的设计事务所“任何建筑”，通过在这几个地方进行项目设计和研究，对于中国各类型城市的毛坯性认识颇深。

　　“对这些城市的理解，是基于我在北京的十几年的生活和在纽约的十几年生活的积累。”这两个城市是费菁生活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比照这两个城市，费菁观察其他的城市，看各种城市是不是存有相同的弊病，能不能探索出解决各种城市类型问题的规律。

　　“想要解决城市问题的话，其实都不难。也不一定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只要有人愿意坚持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城市决策阶段规划眼光长远的话，城市的最初阶段能做好，城市的发展阶段就一定能做好。“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他们不想花心思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学习国外城市的经验呢?为什么会重蹈国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覆辙呢?其实最初花在规划上的钱远比现在烧钱盖某些建筑少得多，规划的眼光一定要长远。”

　　城市给了建筑师很多痛苦，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城市也给了建筑师很多灵感，还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费菁说比如北京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在她的设计中都体现出解决之道，而在纽约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她的设计就会体现其他的还未出现的一些事情。费菁对回国后4年北京的生活，对北京这样的中国一线大都市，感到近距离的观察非常有必要，“不然，我在设计上就没有进步。”

　　“如果我不在北京生活，我就想不出‘毛坯’这个词。”费菁认为这个词非常有趣，些许调侃，些许严谨，些许形象，在展览论坛的讨论中，由此甚至引申出了“毛坯人”的概念，即毛坯城市的文化也很糙。“作为建筑师，我们在建设层面上考虑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花大价钱改造城市?未必!在方案上，对城市，我们可否探讨出几个解决途径?”费菁说，“就好比装修房子，一定要花200万吗?花2万行不行?肯定行!”城市也是一个尽量用最少的钱达到生活质量的超大房子。

　　而这种挑战，比费菁在纽约的挑战大多了。中国的国情要求不能浪费，时间也比较紧张，建筑师要在有限的经济和工期下完成较高质量的服务，这种心跳除了在中国哪儿还能找得到呢?费菁说这样一来，逼迫建筑师就要用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更棘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也是在这个地方，比在国外更有趣。有时候做着做着，就发现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你的脑筋要开动到高马力来对付这些新问题。”

　　回国几年，对费菁来说，有收获。

　　798——一个地区的沿革

　　798在北京是个特殊的地方，因为艺术的名义，也因为它由工厂演变而来的缘由。但这个地方正因为它的历史，它的自发，而成了一个恣肆生长的地方。

　　2006年底，费菁和团队同事对这个地方进行城市设计研究，那时从纽约回来不久，此前对纽约的切尔西地区进行过调研。“我们为798的详规作建议，即如何保证它成为健康发展的城市地区。”费菁的出发点是不把798定位为单纯的文化创意产业区，地区太单质了就会出现问题。

　　在纽约，费菁居住在切尔西，由于1990年代画廊的涌入，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艺术区，如今这个地区也在渐渐被稀释。“某个地区，定位成一个城市健康的区片就很好了，好比一个人的成长，不要从小就把他的未来定义为艺术家、科学家什么的，他是个健康的文明人就很好了。”

　　起初，这样向相关单位说明798的规划，很困难。让798地区的其他画地为牢的工厂拆除栏杆，也很困难。但这样做，对这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是必须的。城市地区的自然演变没有伤筋动骨的改造，对该地区来说很自然。费菁撰写的研究报告建议完善798的基础设施，根据市场需要，为该地区的后续自然发展打下基础，“骨架搭好了，肉让它随便长。”

　　“如果要说798和以前一个样，不奇怪;和以前不一样，也不奇怪。”现在的798地区，基础设施好了很多，街道活跃起来，以后就有许多可能性。规划不是只管10年，10年后任其死去，“就像胳膊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和身体要一同成长，直到完全成为一体。”这是费菁的想法，城市的任何一个地区，都要被编制到城市的大网中，使其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死去的地区影响会影响到每个人，包括不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

　　题外话：

　　2008年，费菁和震后造家与扶贫基金会的同事到四川地震灾区，临走前大家已经做好了灾后农村住房的方案，费菁带了几个方案。“大家的理想是给农民一个价廉物美的房屋，在预算之内尽可能提最好的房子。”

　　在官方参加的讨论会上，“当时我感觉，不是方案不好，当地农民没有集体参与，只有村长。”这个村子有70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村长1个。“我们听不到农民意见。”费菁作了个田间调查，给农民讲她的设计，他们的反应和讨论会上干部的反应不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情况，我的感觉是农民的确想要好房子。”当时有一位当地村民听完方案后眼睛湿润了，他说我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吗?

　　“谁说农民就不能有苹果手机呢?如果他能买得起的话。”时过境迁，费菁反问，“喜欢好东西是人的天性。”

　　当时有领导说你们是不是把房子做得太好了?费菁不同意，她说任何人都有权利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为什么村民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的感受?村长挑哪个，他们就挑哪个，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实本不是他们要考虑的因素。

　　这对建筑师来说，情况意外，总以为喜欢什么就要什么。“我的观察结论是，不尊重自己的利益，就不能反映公共利益，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费菁说。

　　“中国城市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很多人的农民意识导致的，包括我这个建筑师在内。不接触农民，不了解中国。”这可能是建筑师以后的一个出发点。

　　费菁团队所做的震后造家方案没有被采纳，“可能他们早就想好了要盖什么样的房子，但我们给他们看这些设计，会让他们感到还有这么样的房子，至少给他们一个提示：如果可以，你有选择的自由，做梦也不用花钱，没准梦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