鳞次栉比的高楼、波光粼粼的滨海湾、连绵不尽的绿地……漫步在新加坡，感受不到拥挤、逼仄，这个人口密度高达7000人/平方公里的国度，很好地解决了工作、居住、休闲问题，而背后的功臣无疑是“规划”。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加坡只有710平方公里，同样要满足住宅、商业、工业、机场、海港、军事、蓄水等多方面的土地需求，做到多种需求的平衡。密度虽高，仍要保证环境优良。”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副局长陈绍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作为新加坡土地规划主管机构，市区重建局一直致力于规划的可持续发展。1989年，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博士开始担任市区重建局局长及总规划师。在他的手上，新加坡从建国初期一个满目疮痍、疾病肆虐的小国家转变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很多人认为，新加坡的美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太格，他曾对新加坡成功实施公共住宅计划及确定未来城市发展方向付出巨大心力。

　　日前，刘太格在新加坡接受了本报采访，72岁的老人思维活跃，妙语连珠，并对中国的大城市规划模式提出自己的建议。

　　城市首先满足居民需求

　　随着低碳环保理念在中国的日趋流行，中国不少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这一概念，似乎象征着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在刘太格看来，生态城的趋势是好事，但他同时指出，要做生态规划，城市的基本工作要先做到位，“‘生态’这两个字很性感，仿佛一个美女，拥有性感的外表。但首先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如果只注意生态指标，忽略了基本工作，对城市发展未必就是好事。”

　　刘太格以新加坡的规划实践为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已经在往“生态”的大道上走，致力于绿色、宜居，致力于环境保护。当年，很多西方规划师认为城市应该有灵魂、有美感。但刘太格认为，城市是一部机器，城市居民与生俱来的特权就是享有新鲜的空气、绿色的环境、畅通的交通、便捷的公交系统等等，城市首先要满足的是居民的需求。

　　刘太格把城市的总体工作大概分为四类：标志性建筑(如金茂大厦)、比较“性感”的项目(如体育城、科技城)、城市总体设计、城市机器建造。“头两类工作是所有的城市领导喜欢做的事情，很容易见效，做起来也容易；但后两类是城市的关键工作，却通常因为难做而被忽略掉了。”

　　老人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规划师，而是一个城市机械工。他曾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城市机器的部件构成，以及如何让这些部件有效工作，“新加坡在做规划时，就是把新城市的机器做得很完善，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的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再考虑增加一些‘性感’的项目和标志性建筑。”

　　“把城市比喻为机器，可能很多人不赞同。”刘太格认为，这个观念事实上对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一些城市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城市庞大，机器运转不是很有效。比如北京塞车很厉害，就是城市大机器没有设计好，基础不好。这样一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再多也不行。”

　　“星座城镇”

　　“天上的行星，无论是地球或是月亮，既是独立完整的，也是相互依靠的。”以银河系来类比人类的城市规划，是刘太格年轻时代就开始的研究课题。

　　多年前，30岁出头的刘太格曾邀请12位社会学家，花两年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究竟多大规模的“星座城镇”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我们最后的结论是，15万至25万人的规模。低于这个规模，星体就不完整。在这样的小城镇，居民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上学、购物、生活、医疗，不需要跑到市中心，还可以照顾家庭。”刘太格认为，中国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千万以上，很适宜采用“星座城镇”的规模。

　　“比如上海，可以有几个完整的城区，每个城区有中央商务区、工业区、卫星城镇，有地铁系统，功能齐全，就地满足市民生活上的需要。像陆家嘴这样的核心区就能减轻交通压力，同时可以减低污染，降低能耗，人们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也减少了。”刘太格说，“星座城镇”还能提高自行车的使用率，响应低碳经济。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既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也改变了一些城市面貌。如今，上海世博会正如火如荼，刘太格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世博会也好，奥运会也罢，都不是城市的本体，而是提供给这个城市的额外机会，吸引更多人才与商机。北京和上海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活动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正确的想法。如果城市机器本身已经非常完善，基本工作做好，人们来了就不会失望。大型活动是检验城市机器是否完善的契机，如果基本工作不够好，可能机遇反而会变成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