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

　　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也是耿直敢言的环保斗士。秉持着“饮冰室主人”梁启超那份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他率先以公民的名义为环境发声，为“无告的自然”请命。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位78岁的老人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内脏器官衰竭，撒手人寰。

　　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激起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沉没在大型盛会闭幕、房贷政策波动，以及一系列中国式的社会新闻里。11月2日，在位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里，梁从诫的告别仪式简单而略显冷清。依从他生前的心愿，仪式婉拒花圈、花篮，前来悼念的人们手执单枝鲜花，向他进行最后的告别。

　　有人评价，梁从诫的离世，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1994年3月，梁从诫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时，环境保护还只是一小群社会精英的想法。短短十多年过去，一小群人的行动已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人们在提起他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上“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头衔，梁从诫的种种行为却显得颇为“寒酸”。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有一次，他甚至被会场的门卫拦住：“你给谁报到？”“我自己！”门卫不信，直到梁从诫掏出委员证，对方才放他进入。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明白，环保主义者光做到“身体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然而，十几年中，人们常常看见梁从诫单薄而无奈的身影，在一个工业发展狂飙突进的国度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可他依然坚持着，淡然而从容”。

　　一名“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记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梁从诫经常在国家机关、大学和社会机构进行演讲。有一次，全场只有5名观众。他却笑着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的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他甚至感召了一名在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摆摊的小伙子。这个染着金发，崇拜切·格瓦拉的年轻人，每天收摊时，总会穿梭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捡拾废弃的塑料袋。

　　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一段时间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梁从诫，总是这样一个老头：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然而与外界给予的高度评价相比，梁从诫内心一直有着深深的挫败感。“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私下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

　　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次，在全国人大有关环境立法的会议上，作为唯一一家被邀请的NGO(非政府组织)，邀请信的抬头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然而，从2003年起，朋友们渐渐发现，梁从诫变得沉默了。在他多年的好友、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记忆里，曾经爱说话、情绪活跃的梁从诫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之中，甚至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他开始拒绝一切公开的宣传方式，不参加公开的签名活动，对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的方式，持“保留态度”。在NGO年检的时候，这名“勇敢的抗争者”一度甚至感受到生存的危险。他成了某些官员眼里的“危险人物”。

　　为此，他严格将“自然之友”的工作集中在“没有政治风险”的环境教育方面。除了演讲、培训班，梁从诫还买入中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教学车“羚羊车”，派志愿者去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分发资料、开展环境教育。

　　不断有人质疑：梁从诫只将矛头对准环境教育，而不去关注环境污染，是不是“懦弱者的表现”。也有人责备他身为梁家后人自甘“平庸”，沦为“体制内的好人”。甚至，一些“自然之友”的元老级会员，为此黯然离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从诫只能独对友人落泪。

　　有人评价，很大程度上，梁从诫是利用他的家族名望促进了“自然之友”的发展、壮大。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其实，梁从诫十分抗拒贴上“名门之后”的标签。每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横幅，立即都会被他拿下。他跟人解释：“我都70多岁了，每次一介绍，我还是别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我不喜欢。”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在多数人眼里，这个出身名门的老人一定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从诫一家只依靠老伴方晶的薪水维持生活。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不过，这位老人依然保有世家子弟的优雅。即便在被病痛缠身的时候，他对门童、服务员，甚至清洁工，都会直视、微笑，说一声“谢谢”。

　　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在一些朋友眼里，梁从诫始终怀念着远去的那个时代。他曾和友人一起探访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故居，看到颓败的院墙、拥挤的大杂院，忍不住落下眼泪。他指着一棵残败的马樱花树，默默吟起《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那是他的母亲林徽因送给新生儿子梁从诫的诗歌。

　　新华社记者王军还记得与梁从诫的最后一次相见。今年4月份的一个下午，阳光很好，微寒，有一些风。梁从诫穿着白色衬衫、蓝色马甲，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从2006年开始，他受到疾病困扰，什么都不记得，基本上不认识人了。

　　有人无意提起梁思成故居的拆毁。王军注意到，这个78岁老人的眼里，忽然泛起些许泪光，只是已经不能言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