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20时10分，属于上海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

　　2010世博会在此拉开序幕。烟花腾空，旋即湮灭，奋不顾身的瞬间绽放，仿佛只为看一眼浦江之上的旖旎，在这座城市最为美丽的时刻。这是等待了百年的开场——不仅仅是为一场人类成就的盛会，更是一座城市的再次自我发现。

　　上海，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她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曾经的中国，乃至世界，曾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座城市，以及她在整个城市进化史上的几度进退？

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夜有多繁华亮丽，她背后的来路就有多艰难。

　　今昔何夕：上海进化论

　　当繁华落尽，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下一步，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将往哪里去？

　　此刻，她是世界目光的聚焦点，今后6个月，也会是，今后许多年，也许仍会是。

　　这座城市的勇敢，缘于她所背负的沉甸甸的过去。

　　检视历史，你不能不惊叹于清朝学者陆士谔让人称奇的精确预言。他在1910年出版的小说《新中国》中，以写梦的形式畅想未来，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浦东，还设想黄浦江上将架大桥，黄浦江下筑越江隧道，跑马厅（今天的人民广场）附近建“新上海舞台”。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一一应验。

　　事实上，并非只有中国人曾对上海寄予厚望，数百年来，无论是这座城市的艰难蜕变抑或自我重塑，都能在西方人眼中找到线索。

　　埠头初开

　　关于上海的预言仿佛从未停止。

　　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赛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片广袤的海岸。在这片淤泥荒滩上，一阵阵飞鸟划过芦苇梢。这里，就是上海——彼时只有30万人的江南普通县城。

　　18天后，林赛德船长回到英国后，在其撰写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中，预见了今后上海的地位：“上海将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而当时，广州才是满清的外交、外贸中心。

　　但林赛德船长所言不失。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一个半月内，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

　　自此，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长明。

　　东方巴黎

　　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上海。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户部银行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中国银行前身。

　　而上海第一次与世博的触点，亦是在此时。上周的新加坡《海峡时报》便以全景式报道再现了那段历史：1904年，经过数番努力，清政府终于获得资格第一次参加万国博览会，彼时身为中西结合的“颓废之都”，上海责无旁贷成为清政府首届世博亮相的幕后团队，甚至展馆设计都依靠上海。这次美国圣路易斯万博会上，《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歌曲《茉莉花》，从此开启这首民间歌曲的世界成名之路。

　　1921年，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更是第一次放眼打量上海：当年3月27日，一篇题为《中国：战争？》的文章结尾，记者这样介绍上海：作为游离于江苏治辖之外的城市，上海的港口对于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而言必不可少，而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将随着经济带来的便利而被逐渐认识。

　　仅仅6年后，上海便验证了《时代》的预言——1927年，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随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来，并最终形成“北三行”“南四行”的并立格局，随后，中国几乎半数以上的民族资本家接踵而至，洋行、外企纷纷落地，上海作为东方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于是，作为一座国际都市，上海的骄傲和从容便无人能够撼动，即使是残酷的战争。

　　1945年末，《时代》周刊记者记录了这样的上海——毫无疑问，这里仍是东西交汇金币叮当作响的大都会。老弄堂和大洋房相映成趣，街上行人涌动，自行车、黄包车和老爷车到处拥塞，酒吧和夜总会依然夜夜笙歌……这是上海的气质——即使在战火的废墟中也要保持生活体面与乐趣。

　　上海新革命

　　正如许多上海人怀念的是旧上海，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于1949年前后的上海，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共产党的接管，是否会令上海失去原有的活力？事实上，建国初期，由于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公私合营，政治与经济注意力的北上，令上海褪去奢华，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1980年，邓小平决定沿海岸线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开放为经济特区，上海不在其中。

　　也就是在这时，上海显示了一个国际都市的珍贵品质——它以一个直辖市的能量默默承担着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把自己地方财政收入的80%上缴国家。“长期的超负荷贡献让上海人90年代末之前的生活条件颇为艰难，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生活的不易让上海人不得不为一个水表走字，一个煤炉占位，甚至一根葱的价钱而斤斤计较。”上海人默默为此付出了40年的代价，起码两代人的生活被严重影响，而由此形成的市民心态和世俗文化的持续则更加深远。

　　昏黄、清冷，一度成为七八十年代上海景象的写照。为此，1990年，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这样自责：“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5个月后的春日下午，浦东大道141号门口。没有放鞭炮，没有敲锣鼓，“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两块木牌，不声不响地挂上。这个几乎沉默的仪式，开启的却是上海崭新的命运——浦东，就此开放。

　　但是，弹丸之地，能开放得多大？

　　上海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此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上海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领先全国。1989年，这座城市的人均GDP还是5000多元人民币，到2008年，就成了73124元人民币。此组数据，成为这个时期外媒蜂拥报道“上海奇迹”的主要佐证。

　　短短数年，上海再次成为总部之都——英特尔把旗下五大事业部之一的全球总部搬来上海，IBM亚太总部搬来上海，戴尔把亚太运营中心，以及宏碁、AT&T、索尼、飞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强”，把区域总部先后从国内外其他地方迁至上海——这一幕，仿佛1843年重现，昔日的窗口一夜洞开，盛世奇景的上海滩，续写的是断裂了的百年传奇。

　　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发出感叹：上海崛起，而香港则成明日黄花。

　　百年再出发

　　以世博会为界点，一向矜持的上海似乎有太多的理由为自己欢庆——她以1900万人口的庞大身姿跻身全球大都市之列，超过750家外国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200多米高的摩天大楼多达30多座。漫步上海街头，仿佛置身于曼哈顿闹市，拜金女郎帕里斯·希尔顿造访上海时都不禁感叹“上海看上去就是未来”。

　　也是在此时，世界媒体对上海的关注达到高潮——德国《每日镜报》、法国《快报周刊》、韩国《中央日报》、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纷纷推出系列文章，关注这座城市的荣光，以及背后的进取之路——经过数十年的“冬眠”和自我挣扎，上海重返王者之位，借2010年的世博会，恰成举世瞩目的焦点。

　　那么，顶点之后呢？

　　事实上，随着土地资源的后备不足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欠缺，上海在腾飞的背后，也遭遇三岔路口何去何从的困惑。

　　面对外来企业把控市场的局面，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发问：为何上海出不了“著名企业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探讨：与旧上海注重创新相比，小白领文化占主流的新上海，可能有中国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员，但必定缺乏具有创新冲动的企业家……

　　而美国《新闻周刊》在《上海习惯》一文中提出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鸿沟：“这个无阶级差别的和谐社会其实正在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在那些改革初期的获益者和现在才慢慢富裕的人之间。”

　　种种隐含的危机，最终导致的是身份迷失。《时代》周刊在《上海重返巅峰时刻》中这样总结：在追逐新潮的过程中，上海正逐渐失去它与众不同的特质。而生活在这里的精英们，遭遇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当繁华落尽，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下一步，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又将往哪里去？

　　正如上海可以轻易成为东方巴黎，但短时间内绝不会是东方的华尔街，与其说，这是上海的瓶颈，不如说是整个中国都必须直面的难题。

　　“宁愿被人嫉妒，也不要被人同情”——很显然，历经几度沉浮，上海早已云淡风轻。当整个世界都进入上海时间，她知道自己更需要的是什么。

　　百年之后，世博梦圆，那么，下一步，就是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