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架巨型的机器，城市需要从自然世界不断输入物质和能源，消耗大量能源并排放出数量巨大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钢筋水泥的城市虽然远离山林原野，事实上，今天的城市居民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依赖大自然的供给。从住房、消费、娱乐到交通运输等等，维持城市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所需的资源和物产，来自世界各地的土地和生态系统。

　　城市曾经代表了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就，但是今天，它们比以往更像是一个个黑洞。城市只占地球土地面积的2%，在地球总表面积中，城市部分不到1%，却用掉全世界资源的75%，产生超过70%的碳排放。

　　作为一种说明全球生态系统的简单有力的工具，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科学家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来测量城市、地区能量及物质的流入和流出，以及支撑这些流动所需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总面积。伦敦的“生态足迹”——也就是为供应伦敦需求所需的土地面积——是伦敦现有规模的120倍，波罗的海流域盆地内29个最大的城市需要对应的森林、农田、海洋和湿地面积，至少是这些城市自身面积的565倍。因此，全球744个大城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了世界所有森林吸收能力总和的10%。

　　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中没有废弃物，系统结构内部的每样东西都可以不停地循环。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吸进并吞噬比自身大得多的产出，回馈给整个系统的却非常少，或者说，从大自然开发能源与材料，回报的却是污染和废弃物。自然资源的流动产生了断裂，这是城市大多数环境被破坏和损害的根源。

　　在第四届国际城市论坛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问题是：“环境问题究竟来自城市化本身，还是来自于我们已经建构的特定的城市体系及产业进程？也就是说，城市形态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志，是城市自身所具有的密集性和聚集性，还是在历史进程中城市所选择的发展方式？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城市聚集和密集的产物，还是由不同城市中的某些系统引起的？”

　　在许多城市中，建筑产业都是最大的能源使用者，也就比其他行业有更多的潜力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使用高效的节能技术。伦敦建筑的排碳量占全市总排碳量的近40%，2007年颁布的《伦敦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5项有效办法有4项是与建筑业有关的：那就是使用更好的隔热系统、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和水暖系统(还有一项是提高机动车的能源使用效率)。对政府来说，建筑业可以是最快产生节能效果的部门。

　　据估算，中国平均每年新建大概20亿平方米的建筑，几乎占全球新建筑总量的一半。商业建筑和住宅建筑的平均寿命是40年，现在建造的建筑到2050年仍然存在着。

　　我们如何来设计和建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高地价土地发展政策的城市社会形态通常会扭曲常态的社会发展伦理，与现代主义城市的功能生成形式或者资本地产金融主导形式的机制相对应，生态化的城市与建筑涉及生活、生产与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需要依靠政策引导、社区建设、可持续生活方式倡导等来推动与落实。

　　已经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商业地产公司通过采取有益生态的新经济模式、新生产系统、新材料和工艺来构筑他们的远见，绿色与低碳设计也可以演变为产业竞争力的转化和提升。在建筑业，如果业主、承包商和开发商共同保证工程的节能性，一起为项目负责，那么所有的参与和使用者都能从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中受益。生态经济学让我们认识到，如果用环境标准来衡量，那些根据市场标准在短期价值框架下是无效的或贬值的措施，长远来看却是积极有效的。

　　至少在政治层面上，碳排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后哥本哈根时代，可能全球性节能减排的努力处于无法兑现、濒临破产的危险中，也可能排碳量和资源都受到限制的世界即将到来。中国与印度的碳排放都在较大幅度地增长，除了自身的高速发展，也有发达国家高碳产业区域转移的原因。

　　2008年，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中。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中，有15个将出现在亚洲。这些亚洲巨型城市对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与经济发展进程非常关键，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另一方面，高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也会给城市基础建设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危险，尤其住房、交通、污染等与城市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这些城市与居民既是危险的制造者，同时必须充当受害者的角色。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趋势导致一连串的难题。在以“建设宜居和可持续亚洲城市”为题的新加坡城市规划论坛上，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说：“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维护环境的需求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得平衡？如何缓解人口快速增长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对生活环境质量、住房、交通和其他资源的压力？在面对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分配有限的经济资源？”

　　新加坡的建设模式是——“我们展开纵向整合，从国家级别的土地使用规划到各区和住宅区的发展，再到关于建设发展的具体技术和政策引导。同时，在关于交通、住房、工业和环境的政策方面，我们都确保目标和策略的横向一致，以达到可持续发展。”马宝山总结说，“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在创造可改善生活环境的资源时，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保护环境和实现社会平等的政策必须是发展过程中的首要考量，不应该事后才想起。”如果环境负荷用人口×富足(代表消费)×获取富足的技术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减轻环境负担更多的是依靠人们改善现有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以及产业技术创新改良来实现。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阐述的：“生态学与大自然自身的利益没有关系，它只是人类认识万物的新途径，而且意味着我们将用它来一次次反对那个活跃了300多年的所谓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真实状况和急迫程度，必须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关于居住的理念。什么是好的材料，什么是更节省的投入，什么是舒适的空间设计，在开发生态社区或生态城市的全球趋势中，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