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大力发展本地汽车工业的口号，视汽车产销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之一。另一个事实是，多数地方政府不愿预留更多的土地作将来的道路资源，匆匆忙忙派上其他用场为财政创收。这种局面下，地方的利益或许实现了最大化，可是却是以牺牲整体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近日一则消息，令国人不知是喜是忧：我国汽车年产销有望超过1700万辆，蝉联全球最大新车市场的位置，超过美国。

　　而光明日报11日恰好刊发报道《大城市陷“堵局” 新规划如何不犯老错误》，对交通拥堵问题进行破解。其编者按说：如何规划明天的城市和交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题。而科学的城市规划、合理的功能布局，无疑是破解交通拥堵问题的最关键一环。

　　这话看似没有什么新意，如果和汽车产销新闻联系起来反思，却十分发人深省：我们看到了“堵局”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解决之道却是杂乱无章，而杂乱无章的根源则是规划的失序与矛盾。

　　说起来，国内大城市屡陷拥堵困局，已不是新闻。北京堵得不堪，南京也时不时让人身堵心也堵。今年以来快报即有多篇报道对堵城困局进行追踪、分析。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所谓解决之道，往往是“就交通而交通”，无论是引起广泛争议的“拥堵费”、“进城费”，还是一本正经地探讨“限购”、“限行”，即使充满着改变现状的热情，有的还带有“国际眼光”，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对其他相关规划缺乏协调或呼应，到头来还是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

　　须知，拥堵困局的出现，绝不是单单患了“交通病”，病根还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说城市的功能布局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还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如果只是视“交通手术刀”为解决核心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不是盲目吗？自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道路与公共交通投资累计超过2万亿元，但仍无法遏制城市交通拥堵的蔓延，就是例证。

　　破解大城市的堵局，当然要靠解决具体交通问题的战术手段，但更要靠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实行统一的、科学的规划，不仅要规划好交通布局，更要好好地规划城市发展总体布局。现在，不少城市有一种“贪大病”，完全不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一味“放马画圈”，盲目加大土地开发力度，压缩城市公地，大力推进汽车消费，使城市陷入乱局。

　　有道是“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的问题，更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资源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然而，很多城市在规划上有一种“过家家”的可笑和傻气，有的连总体规划都谈不上，其规划就像“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两百年都不被颠覆的规划呢？

　　可怕的是，城市在规划问题上缺乏检讨精神，在乱规划的问题上表现出反常的热情。

　　现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大力发展本地汽车工业的口号，视汽车产销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之一。另一个事实是，多数地方政府不愿预留更多的土地作将来的道路资源，匆匆忙忙派上其他用场为财政创收。在这种局面下，地方的利益或许实现了最大化，可是却是以牺牲整体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发展规划上的误区。

　　地方领导热衷按照自己的思路乱规划，或者缺乏统筹进行总体规划的意识，往往受到了摊大地方“GDP面饼”的怂恿。这就需要我们从体制上、法律上，管住地方领导不受控制的“任期规划欲”。

　　其一，彻底治愈“一届领导一张规划”的重症。城市应有民主规划的制度支持，必须吸收专家和百姓意见，不能搞长官意志，不能搞短期行为。一项规划加以确定，那就要由每届领导执行下去，不能前书记要开发A区域，后书记却要开发B区域。作为城市管理者，领导对规划的意见必须着眼于长远发展，着眼于人居的世代幸福感，而不能偏重任期内的GDP政绩。

　　其二，必须强化规划的法律效力。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敢于在规划问题上朝令夕改，就在于这些地方，规划不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一纸规划甚至不如某个领导的一句话管用。规划法颁布有年，然而，违反规划法的事例层出不穷，却鲜闻追究违法责任，也鲜闻行政问责，这不是咄咄怪事吗？遇上懂规划的领导还好，遇上不懂规划的领导，这样的规划“折腾”就非常危险了。

　　其三，克服各自为政的“小圈子规划”现象。不能省市规划“不理”国家规划，区县规划“不理”省市规划，行业规划“不理”城市规划。行业之间的规划打架更是不能成为常态。像交通拥堵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领域的积重难返，往往牵涉相当范围的大区域布局、大经济格局。如果我们的规划不跳出本位的小圈子，不放眼全国，即便是一个有地方适应性的规划，也未必成为科学性的规划。

　　说到底，中国的行政区划过多过细，规划分散带来的发展隐患，必须下大力气动手术了。这个掣肘不除，城市堵局难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