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看到一条新闻：为完成“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广西平乐县政府逼迫农民掏钱，粉刷住房的外墙，“多则上万元，最少的也要一两千元”。当然，“改造”并非实实在在地落实在“城乡风貌”上，而是虚虚实实地做在表面文章上，即，改造仅限于高速公路沿线。那些“云深不知处”且居住条件更加困窘的当地农民，就无缘沾光了。万幸的是，他们也免掉了刷墙费。

　　所有房子一律刷成白色，远远看去，再加上点白云炊烟的烘托，兴许会催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情致，有助于开车路过此地的地方官情绪超爽。看来，那些地方官是如此渴望获得治理有方的评价，哪怕是个幻觉，也要攫住不放。实情是，不少农民在被勒令以地方官员的视觉偏好为重、把陋宅涂饰成世外桃源之前，连粗粗拾掇自家居室的铜子儿都没有。政府的慷慨仅仅体现在：除了承担一部分费用，还可以向没钱的农民提供专项贷款。

　　好在，舆论曝光后，平乐县县长火速做出了反应，在上级领导召开的媒体通报会上公开认错，并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真诚道歉。

　　这算是一个安慰吗？按说，是的，细想，仍不踏实。假如政府是我们的孩子，那么，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只要决心改正，每个家长都会喜上眉梢。然而，政府不是我们的孩子，把政府比成孩子，政府和民众都会陷入尴尬。在我们的传统里，按最为可取的说法，政府官员的自我认知也是“父母官”，百姓对官员的最大褒奖也是“爱民如子”。在此事曝光前，他们曾以大打出手的态势，调动包括水电局、农林局、政法委等各级政府力量，对农民实施威逼恐吓。“必须要粉刷，不粉刷，你儿子上户口，不给你办户口。”这是一位村民听到的话。风景，原来是有毒的。

　　批评一桩过于愚蠢的事，有伤笔墨自尊。他们的所为，就像那些以城市改造为由强行拆迁逼迫户主跳楼自焚的家伙一样，早已越过了现代政府的行政底线，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文明语汇进行评价。他们会让人以为，爆粗口，有时就是一种最得体的批评。那好，为免出言不逊，同时也为了多少增加话题趣味性，我姑且假设他们这么做并非着眼于仕途，姑且假设其中不存在任何不良利益驱动，我要求自己相信他们摆在桌面上的一切，再试着看看，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

　　由于平乐县官员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城乡风貌改造”，同时，由于以类似理由滋民扰民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不妨换个问题来问：官员的审美观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改变社区或乡村形貌的权力？

　　有一点是肯定的，官员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形成自身审美观的自然权利。但作为自然权利的审美观，通常只能体现在个体领域，比方说，平乐县官员认为房子外墙必须刷成白色才算美丽，他尽可对自己的住宅进行实验；即使房管部门不许，他也可用别种方式来过瘾，比如收集大量照片(地中海地区国家及我国的徽派建筑，都有类似白墙风格)，再弄成电脑屏保，让它们整天在眼前晃动。然而，他把自己的审美认知强行推广入户的行政依据何在呢？

　　看来，将个别领导的审美眼光视为一种肇事之源，不为无据。因为，但凡构成事件的，都是没有将审美眼光限于个体和私域，而是实施了某种行政越界。细究起来，即使那些乍看上去不无道理的推广或禁止，比如禁止在地铁里行乞，都大可商榷。领导视线中不希望出现的人和事，不等于被禁之物没有生存或出现的权利。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向弱势群体倾斜，要求弱势群体放弃所剩无几的生存权，以取悦强势者的视觉舒坦权，就是典型的苛政了。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个说法的进步性，只有还原到专制形态方可成立。在民主社会，无论法理上还是职能上，官员都不是民众的主人，他们脑海里只要萌生为民作主之念，即可视为民主观念的陌路人。无论是否承认，也无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为人民服务”而非“替百姓作主”，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说到公仆，以饭店为例，打算上饭馆撮一顿的各位，可曾遇到这样的店小二，他不仅坚持要替客人点餐，客人吃什么不吃什么，都得由他说了算？我们的有些官员像煞这种“小二爷”，他们压根没有想到，哪怕你的审美观无比出众，你也没有权力替别人规定外墙颜色。别说你还让人掏钱，你全额埋单都未必构成理由。假设有位阔佬嫌我家的风格不入他的眼，执意捐资三万将其改造成叫我不舒服的某种格调，难道，我就非得感谢他？

　　权力化的审美，极易发酵成执政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