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5日，在上海世博会城市地球主题馆，
人们正在感受低碳生活的“视觉的梦想”（张延林/摄）

　　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它独占10%的提案；将它敲入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会在0.004秒的时间里蹦出3600万个搜索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

　　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在11月29日开幕的坎昆联合国年度气候变化峰会上，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项明确的任务——积极参加以“低碳城市”为主题的边会，与各国代表“学习并交流经验”。但他坦言，将不会在边会上进行主题发言。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

　　低碳城市不仅在数量上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发展路径的选择也颇为多样。在河北省保定市，浑身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的新地标；山东德州的“太阳城”名声俨然有赛过“德州扒鸡”之势，太阳能路灯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选择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共建，让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底气；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在姜克隽看来，这些热情值得鼓励，但要“名副其实”很难。

　　目前业界公认的低碳城市标准是，将建筑、交通、工业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纳入城市的整体运行规划中，并能使整个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一概念发轫于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顿2007年发表的减碳计划书——《今天行动，守候将来》。在计划书中，利文斯顿将伦敦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锁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堪称“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我国，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着低碳旗号的新能源产业园区，还停留在设备制造的低端加工环节；还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烧着高碳的煤，生产低碳的节能灯”。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没有要强，起码说明重视这个形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认为。在他看来，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广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

　　几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曾就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事宜，与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接触，但大部分负责人都以“不知道国家在气候谈判上的态度”为由婉拒了合作邀请。

　　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成为分水岭。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此次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召开的气候大会，是缔约方第16次会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减少40%~45%。庄贵阳说，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0个中国城市明确表示愿与低碳“联姻”。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他分析道。

　　早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就与国家发改委、英国大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气候变化战略能力建设项目，邀请各个省份的发改委官员来北京参加研讨。

　　据王克回忆，参会的地方级官员们，不是直接走人，就是在研讨会上处理公务，或者干脆质疑说：“这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不找气象局的来？”

　　时隔8年，这一项目再次启动，明显换了种待遇。在半年的时间里，研讨会就已经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了两次，受邀的近40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全部赴会，而且还带来了各种问题和思考，光是自由讨论会就持续了一个上午。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

　　面对这股热潮，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曾起草了一份《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指导意见》。相关负责人并不讳言这份意见的目的：“旨在为低碳热降温，现在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文件。”

　　时至今日，这份意见并未出台，取而代之的是8月10日公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国家发改委对进入试点的五省八市明确提出了5项具体任务，其中一条是“明确提出本地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恰恰折射出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困境：地方发改委没有经验，寄希望于意见出台，以向中央取经；国家发改委同样没有经验，寄希望于通知落地，以观地方试点。

　　“低碳城市被炒得那么热，其实，真刀真枪的工作还没起步，还停留在摸索阶段。”王克分析道。

　　据悉，碳排放指标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确定。执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级别的领导签署“军令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硬指标，分解到各地区。

　　据王克回忆，在今年6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地方官员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频频提问。他们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基础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检测方法；第二，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学习的现实案例。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顾朝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账”一样。

　　事实上，我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至于财政投入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任务中2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入看齐，目前尚无定论。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顾朝林反问道。

　　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还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但类似于通过大批淘汰落后产能而减排的方式潜力并不大。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计淘汰的小火电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这一规模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火电装机容量。

　　“低碳建设应该进入统领性的整体城市规划，而不仅仅是工业减排的附属品。”王克说。

　　建设低碳城，绝对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而事实是，不少地方官员将低碳城市的建设目的视为“为气候谈判服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官员经常会借用我国代表在世界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发言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开场白。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预估的减排目标。在讨论过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减排目标为参照，有的将目标从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从50%减少到了45%。最终，几乎所有代表的意见都趋同于45%，这也是我国承诺减排目标的上限。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帮助贵阳市制定了一份《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规划》。而在东部某发达城市举行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王克发现，该市给出的规划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袭自那份贵阳的行动规划。在提评定意见时，王克没好意思写明抄袭，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据该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不需要再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了”。

　　在姜克隽看来，城市建设主政者应该转变思维，“低碳不是包袱，是财富”。

　　去年，他到斯德哥尔摩开会。在清晨，他发现大批市民自发骑车上班，原本的两条机动车道一条变成了自行车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车为主。姜克隽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他告诉记者，这座古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决策环节都必须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斯德哥尔摩已经实现了1990年基础上的25%二氧化碳减排，并计划在2050年成为零碳城市。

　　近日，一则来自北京近郊怀来县的新闻吸引了姜克隽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一条大街改造后全长4260米，车行道宽度24米，道路档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

　　“太宽了！”姜克隽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城市，建这么宽的大街走的还是“建汽车城的老路”。

　　11月29日，记者回访了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两层生态新城规划馆外，这片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

　　而在展馆西侧那一排银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下，那块印有“零碳城”字样的巨幅围墙式广告牌也已悄然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