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和拥堵的北京能否承受未来发展之重

　　世界城市的基本要求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不仅是经济上融入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要与世界接轨。面对更加公开、公平、开放、自由的国际化要求，北京的社会软环境条件准备好了吗？

　　处在“后奥运时代”的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潮，理论界更是在“如何实现”的途径上聚焦。通过对北京城市历史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建设北京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理念，尊重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律，其中有很多问题应当予以深入思考和慎重对待。

　　“世界城市”不等于“世界的城市”

　　关于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经历过无数争论和几番曲折。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90年代提出要建设“在许多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04—202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08年奥运会之后，又提出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理念，强调北京的人文特色、科技创新能力和生态宜居性。在上述提法中，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国际都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是关于北京城市性质定位的共同点。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反映了人们对北京发展方向的新思考。

　　“世界城市”并不等同于“世界的城市”。世界城市是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出现的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它把跨国公司总部、商业服务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传播中心等多种功能聚为一体，成为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空间节点。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涌现了纽约、伦敦、东京等一大批这类城市。世界城市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成熟概念，有一整套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力，看它是否能够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业已公布的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北京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865.9亿元人民币，约合1582亿美元，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而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生产总值都在五六千亿美元以上，人均GDP也在6—11万美元之间。即使与国际上公认的多个世界城市的人均GDP指标15000—25000美元相比，北京也还相差甚远。面对如此大的差距，北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势必在城市功能上要求大幅度增强经济实力、努力提高GDP以及经济上的世界影响力。但这是否会引起北京城市定位的再度混乱？按世界城市的要求，北京还得重提“经济中心”这个功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伴随“经济中心”的就是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综合性服务中心，还有信息中心、娱乐中心等等。这样一来，过于集中的城市功能和经济建设高潮，会不会再次把北京的城市规模推向无限扩大之路？大而全的城市功能是北京需要的吗？

　　以往的全能型城市建设对北京影响巨大

　　北京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是建设世界城市绕不开的难题，以往的全能型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及其后果，还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有关统计表明，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全国人均水平的15%；在世界120多个国家首都中，排在100位之后，在国内也是40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这显然无法满足北京城市大发展的需要。

　　北京的环境质量仍然比较差。现代化世界城市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一般在30平方米以上，而目前北京不足10平方米；近年来的大气质量虽有明显改善，但城区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仍然超过国家标准的42%，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可以接受的区域临界值的两倍。众所周知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空间的无限扩张，导致北京的土地供应量达到了临界点。在水源、能源、土地供应等方面已然极其紧张，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北京能够承受未来的发展之重吗？建设世界城市不同于举办一次奥运会，没有可持续的基础条件支撑，很难做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北京的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政局的安定、国家的安全。由此我们必须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北京如何避免加剧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在历史上，北京的建设总离不开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援。过度集中往往意味着更加剧烈的分化，如果按世界城市的标准继续强化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典型功能，它就会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吸引着周边乃至全国的势能向首都集中，同时也包括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这样，北京与其他城市之间、北京与周边晋冀蒙等不发达地区之间、北京城市内部各区域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治安、福利保障等一系列巨大压力接踵而来。与发达国家自然发育的世界城市不同，北京的进一步超前发展将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相应的矛盾冲突也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面对更加公开、公平、开放、自由的国际化要求，北京的社会软环境条件准备好了吗？世界城市的基本要求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不仅是经济上融入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要与世界接轨。比如，户籍开放、人口在国内和国际的自由迁移，新闻、信息、舆论的自由、公开、透明，个人自由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更高需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完善等，这些势必给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带来巨大压力。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平稳而有效的改革真正地解决，北京维持稳定的成本将居高不下。

　　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更加重要

　　从历史上看，我国汉唐的长安、元代的大都等，大体上可称为传统社会的世界城市。今天提到世界城市时，往往以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为样板，设计出若干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占全国的百分比，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影响，城市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等等，似乎只要达到这些指标，“世界城市”就大功告成了。但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地位，除了经济水平之外，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输出程度，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水平应当更加重要。必须看到，北京在这方面虽有先天的优势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丰厚、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兼容并蓄、沉稳大气的文化磁力，无疑是北京进军世界城市的雄厚资本。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经济浪潮中，北京大多集中于传统领域的文化优势，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一轮世界城市的建设潮流中，这种挑战会不会被再度放大？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和文化古都特色，早已使北京迈入了“世界的城市”行列，今天是否需要为了成为“世界城市”而放弃既有的个性和特色，去追求和纽约、东京等相似的面孔？我们是要规模和功能超大而全、繁华而紧张的城市，还是要有特色、有品位、舒适而高雅的城市呢？北京之所以成为首都，其特有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影响力才是决定其地位的核心。积极打造“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使其成为国际化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和宜居城市，似乎更切合北京的实际条件和发展需求。

　　那么，北京不能成为世界城市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凭借其中国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雄厚的科技、智力、人才资源，强大的文化集聚和扩散能力，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北京应该成为我国城市进军世界城市行列的龙头。只不过，北京不宜“孤军奋战”，一定要联合发展环渤海、京津冀地区，依托天津、唐山等周边城市分散世界城市所要求的各项功能，以京津唐城市群或城市圈的形式共同迈入世界城市之列。也就是说，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奋斗目标，但不能走城市功能的高度集中这条老路。北京城市周围存在的“环北京贫困带”客观上也决定了北京不能独自建成“世界城市”，必须走区域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美国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曾经说过：物理学家如果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去工作，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世界城市”也是自然涌现、实至名归的产物，而不是划定若干指标后刻意“打造”出来的城市形态。在关注民生的根本宗旨之下，一个比较长远、相对稳定的发展目标，以及切实可行、持之以恒的推进措施，对于北京的今天和未来应当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文涛 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