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国庆节，北京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上级的要求，加大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布置鲜花的规模。

    国庆后，10月10日至14日，市公用局花卉处按照惯例，陆续将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花卉进行处理,7000多盆花中，移走4000多盆，就地出售193盆，并无偿送给市运输公司、清洁队、前门邮局、大北照相馆等单位370多盆。

    10月25日，市公用局花卉处开始处理花坪里的花。第二医院经花卉处同意，采走菊花头110多斤配药。26日，花卉处从4个花坪里挖走760株菊花、大丽花的花根留种。至10月31日，广场的20多个花坪中,已有9个残缺不全。

    10月31日晨6时许，有6名老太太在天安门广场打太极拳，其中一名老太太在花坪内顺手捡了一把花朵，随后其他几人也跟着走进花坪，由捡花到开始挖花。

    6时40分左右，广场上打拳的和上班过路的约二三十人，相继到花坪捡花、挖花。7时左右，附近4个公共汽车站上下车的人和路过上班的人已很多，看到花坪有人捡花、挖花无人过问。值勤战士看到聚众挖花也未加理睬。巡逻民警虽看到花坪挖花的人数剧增，但未看成是件大事，既未报警，也未采取措施。市公安局接到报告后，领导也未去现场。一时形成上千人争相挖花的场面，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前门棋盘街至人民英雄纪念碑旁18个花坪里2万多株花就全部被群众抢挖一空。

    上午8点，天安门派出所女民警贾美萍正与另一位民警在天安门广场值勤，见很多人挖花，立刻向所里报告，所里值班在岗的近20名民警赶到现场，向群众喊话，未能有效制止。派出所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市局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周恩来总理接到公安部报告后十分生气，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出在天安门正阳门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花有千余人将18个花坪2万多株花挖走，民警束手无策也不报警，也不请卫戍区首长、市首长去现场解决真是咄咄怪事！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小心两千株樱花树苗也有可能被挖走！请速采取措施。”

    11月5日晚8时半至10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召集北京市委、北京军区、卫戍区、总参作战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八三四一部队、人大会堂党委、公安部、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开会。

    总理问与会的同志，是否知道天安门广场聚众挖花的事，他们回答不知道。总理说：“都不知道，我看把大会堂烧了也不知道。今天早晨万里还是自觉去了现场，有责任感嘛。我看你们就是只出简报，刘传新就是只说正在调查。挖花还有公安局的人。是谁造的谣，一定要查出来。”

    总理接着说：“你们在天安门不是搞了个派出所吗？挖花也没看到？”

    刘传新忙回答：“有两个民警在场。”

    “滑稽！”总理显然是更生气了。刘传新慌忙辩解：“当时情况汇报通过很多层次，到上午11点才反映到市局……”

    “不就（发生）在你楼前吗？为什么不报告局长、副局长，报告一个值班的副局长也好嘛。真是官僚机构，像什么样子！一层一层的官僚机构，局长不在，还总有一个值班的局长，如挖了别的东西怎么办？……公安局要同公安部商量，卫戍区和北京军区、总参商量，好好作点规定，抓住这个教训，搞出几条来。凡是聚众闹事的，都要过问，你不知道它的内容，你就要查问。公安局一定要查到底，要查实，到底是谁放的谣言。这么多人，恐怕多数是跟着来的。公安局真是放弃职守啊！”

    挨了周总理狠狠批评的刘传新，于会议结束的当晚召集军管会紧急开会，布置追查天安门挖花事件的所谓政治背景和阴谋，要求民警找出隐蔽在背后煽动群众挖花的“阶级敌人”。

    经过10多天的调查，民警们查清了事件起因的确是因为当时在广场上练拳的几个老太太误以为花不要了，越传越广，最后大家都认为不要了，加上从众心理，你拿我也拿，最后形成了“哄抢”。

    刘传新对民警们的调查结论非常不满，调查组成员不得不继续调查了近两个月，但始终没有挖出阶级敌人。刘传新无奈，命令停止追查。

    总理动怒的直接原因是一千多人将广场两万多株花挖光，更让他心焦的是社会治安亟待恢复和维护。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传说在广场上的花不要了，便一哄而起都去拿，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态。

    在抢挖花前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北京市城近郊区居民争先抢购面粉，城近郊8个区的面粉销售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原来，是有人把粮店“下个月粗粮票可以买白面”的调整误传为“下个月粗粮票全买黑面粉”，所以群众抢购面粉，以免“买黑面粉”。长期生活在极左思潮中的北京市民心神不定，感到一种难以释放的压抑，他们的衣食住行尚难以保障，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早已厌倦了，逆反心理自然而生。抢购面粉和抢挖鲜花实际上是北京民众逆反心理的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