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

作者：俞孔坚 　　发表：《建筑学报》2006(10):39-43

 

摘　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

关键字：IFLA主旨报告；景观设计学；生存艺术；当代景观设计学；景观设计理论

 

编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观设计师齐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和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共同举办了2006全美景观设计师年会及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为“蓝色星球的绿色解决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坚的主旨报告（节选），报告原题目：生存的艺术——重新认识景观设计学。

 

前    言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质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个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景观设计学在解决这三项世界性难题中的优势和重要意义表现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观。在景观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和文化过程、以及社会和精神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观设计本质上就是协调这些过程的科学和艺术。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马莎&＃8226;法加多(Martha Fajardo)说的好：“景观设计师是未来的职业”。[1]未来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观设计学作为对景观这一媒介的设计和调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们。

　　为了使景观设计学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本报告着重回答了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和目标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对策等问题。

 

 

一、 桃花源，告诉你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生存的艺术”的起源

　　“桃花源” 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典故，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渔夫沿溪行舟，两岸桃花落英缤纷，不知路之远近，水尽而山出，穿过一个小山洞，眼前豁然开朗，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其中的人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欢快活泼；纯朴善良的人们用美酒佳肴热情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渔夫离开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时，桃花源却再也不觅其踪了。

　　我们曾经体验过、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乡村。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经过无数的适应、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丰产而且美丽（图1）。

　　约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岸边，一起包括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掩埋了整个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惨烈的那一刻，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求神的降临。这位被期盼的神灵正是大禹，他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懂得如何与洪水为友，如何为人民选择安全的居所，在合适的地方造田开垦，正因为如此，他堪称规划华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懂得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镇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为如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也无处不充满人与自然力相适应与相和谐的灵光。直到近代，凡亲历过中国广大城镇乡村景观的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无不以“诗情画意”来描述和赞美[3、4]。

　　这就是景观设计学的起源，即“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监护，并与治国家之道相结合的艺术。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文化并没有珍惜这种源于生存艺术的、充满诗情的、真实的桃花源，因为那是一种与苦难、劳动和生存相联系的下层文化，是与下等人和平民相联系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帝王们早已不再像“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大禹那样关怀土地和人民，真实的“桃花源”所带来的丰厚的剩余价值，使帝王和士大夫们收尽天下之奇花异石、竭尽小桥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实”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园等与生存相关的良田美池，大造虚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园艺术。呜呼，在各国书店里有多少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图书塞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架，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中国真实的桃花源的书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们误认为中国造园艺术——这一虚假的“桃花源”艺术就是中国景观设计的国粹，继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国粹”埋葬了曾经辉煌的封建帝国，我宁愿将它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裹脚艺术“相媲美。”（图2）

　　也正是这种虚假的园林艺术，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而与此同时，我们挖掉了农家祖坟上的最后一棵风水树，搬进城市广场；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营造一个当代虚假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图3-7）

 

二、 消失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样，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边缘：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衰败的进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园林艺术。曾经是生存艺术的土地设计和景观艺术，堕落成了帝王们和失意士大夫的园冶消遣之术，无异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莲”。这种造园艺术在当今的延续和泛滥、或者说“发扬光大”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当成千上万的造园师们忙碌于城中小绿地和万紫千红的广场花坛时，我们的母亲河却正在遭受着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娇艳的鲜花，而任由沙尘暴不断侵蚀着良田美池和城市。（图2）

随着旧时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机遇也将降临，即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人地关系的和谐。在这个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中，当代景观设计学，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学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1．挑战之一：我们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吗？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断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5-7]。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

　　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设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6]

　　人们不得不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必须认识到，上述这些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规划和决策，特别是以土地综合设计为核心的景观设计学科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迎接这些空前的挑战时，景观设计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大背景促使我们重新回到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的含义。

 

2．挑战之二：我们是谁？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尤其明显。众多国外设计师在中国土地上大肆“试验”、“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3．挑战之三：“上帝死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么？

　　祖母曾经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哪里？下岗的职工们，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一任怀旧而陶醉于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之中。对应于一个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创建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桃花源。景观设计学则是实现这个“新桃源”的最合适的专业，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世界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方。西方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观设计学应怎样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保护和重建物质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 重归“桃花源：”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使命与战略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联系的断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设计新的“桃花源”。

 

1．为什么“斯人”乃景观设计学？

　　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8226;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9]

　　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10]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11]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遵循“放眼于全球，从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观正是“从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们该做些什么？战略和方法

　　景观设计学要怎样应对这些挑战？作为重建和谐人地关系、主导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我强调三个原则：设计尊重自然，使人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保护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设计尊重人，包括作为一个生物人的需要；设计关怀人类的精神需求，关怀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和寄托。这三个关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则，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1） 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

　　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 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 “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12] (Miller and Pardal, 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13] (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

　　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图3-7）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的。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扭曲或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声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寻找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景观需要重新发现[11]，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这就是说为了使这个学科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多的国际努力是必须的，通过强有力的实例，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学如何在治理大环境和解决生存问题中扮演主导角色。

 

　　（2） 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忽略。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的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图2、6、7）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候了。

 

　　（3）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应对时下的问题，景观设计学应该做怎样的调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着生态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14-15]

　　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扩张。很长一段时间里，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被视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观结构而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而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种种迹象表明：试图通过规划绿化隔离带和楔状绿地阻止城市无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于随意，各绿地元素和水陆生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2）可达性差，不易亲近，绿地和建筑物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利用率低；

　　3）被当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对抗和屏障，功能单一，缺乏诸如对防洪，遗产保护，栖息地保护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综合功能的整合；

　　4）当外围发展压力增加时，这些绿地很快地成为投机和寻租空间；

　　5）它们被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很难实现应有的功效；

　　“反规划”途径则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14]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中观的城市尺度上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中国浙江省台州的“反规划”案例说明了这一点。[15]

 

结语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地、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

　　中国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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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正楷，杨小燕. 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害事件的初步研究[J]. 科学通报，2003，48（11）：1200-1204.

[3] Boerschmann, E , (trans. L. Hamilton), Picturesque China,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Based on travels in China. London:T.FisherUnwin Ltd.,1930.

[4] March, A. L.. An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Geomancy.[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8 ,XXVII, pp. 25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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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过孝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M].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Vol.2: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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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克林，吕咏，张小红. 没有湿地就没有水 [M].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Vol.2:296-309.

[9] Wilson, O. Edward. The Diversity of Life [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0] Girot, Christophe, Four Trace Concept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 James, Corner,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59-67.

[11] Corner,James.Recovering Landscape as a Critical Cultural Practice[M]. James, Corner,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12] Miller E. L., and Pardal, S., The Classic MeHarg, An Interview., Lisbon :CESUR.,1992.

[13] Sasaki, H. 1950, Thoughts on educatio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uly: 158-160.

[14] 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程进. 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J]. 城市规划，2005(9)：76-80.

[15] 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 “反规划”途径[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