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是单纯地表现人的精神、情感和生理诉求，以人的感受确定作品的质地成败，而是同时也将大自然这些看似纯物质的对象给予生命的体悟，看成一种应当理解、尊重和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所以，不少“生态文学”作品，首先是从人类对自然的伤害而开始反思、自省、呼吁和忧患起来的。“生态文学”是真正在全球视角上对于地球人类的思考和关怀，是一种在广大的视野和最直接的帮助方面对于地球人类的呵护。所以，将“生态文学”简单地视为生物保护、环境治理、甚至是讲究卫生等狭隘的视野，就很难抵达“生态文学”的至高层面。“生态文学”呼唤和追求的是一种地球人类的和谐发展观，其核心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相生共长。技术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此，“生态文学”是应当超越所有政治、宗教、民族、地域、经济、文化、军事等功利目的的文学，具有非常宽阔的空间覆盖性，甚至应当成为一种地球人类的“宗教”。

　　中国“生态文学”，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改变和跃进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是在伴随经济迅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空前破坏产生危机时及时出现的新文学。这种文学的视角和表现，首先从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显现出来并形成影响，这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性格所暗示和决定的。至今，报告文学还在作为骨干支撑着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主体。当然，在一种富有新生意义价值的文学命题出现之后，总会有不少的作家跟进。这些年，不时有些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参与。创作成果也很丰富。两套生态文学丛书《碧绿蓝》和散文集《生命的喟叹》可以成为其中代表。而李文波的专著《大地诗学》，也许是系统和个性地对“生态文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可喜成果了。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生态文学”如今的生成环境和社会关注力度还有待改变，在一个注重物质收益和形象光彩的情形下，作家是很难抵达许多环境灾难的现场，真正深入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给现实的社会以鞭笞批判的，自然也难将生态文学在尖锐的矛盾中表现得惊心动魄。在重要的矛盾冲突面前的哲学思索还过于直观浅显，多是一些倾情的、无奈的呐喊呼吁式的文学表达。尽管不能够忽略这些作品在促进人们生态新观念的生成和在精神层面对读者的抚慰激励，但社会实际的改变力量还是明显比较细弱的。

　　正像前面所说，“生态文学”是一种具有很多世俗内容超越性的文学，所以，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几乎都带有明显的纯粹性。他们的作品，无论忧患、谴责、呐喊、还是深情的呼唤，都带有很强的地球人类责任意识和真挚的关爱情怀。在如今这个充满了浮躁情绪和浓厚的欲望索求环境中，这种纯粹和无私的文学表现是一种高贵与圣洁的表现，理应得到人们的赞赏和拥戴。所以，应当向徐刚、陈桂棣、李青松、哲夫、李林樱、方敏等不少为生态文学的发展作出显著成绩的作家表示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