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

■ 中西合璧

乾隆有足够的底气扩建圆明园。此时，经过一百多年休养生息的承平时期，中国进入了唐宋以后唯一的盛世：帝国版图辽阔，外蒙、内蒙、青海、西藏等边区皆隶属于大皇帝；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 最多的一年有8000多万两，可谓空前罕有。

在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充满争议的研究中，他利用二十世纪的数据，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个人平均所得。在他的数字中，“亚洲”整体上比西欧略为落后，但领先整个欧洲，而中国则一直领先西欧。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通过考察农业、运输和牲口财产、人的寿命、出生率，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比较1800年前欧洲和亚洲社会，以反驳主流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领先论”。他认为“即便到十八世纪末，许多欧洲以外的地区仍在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它们后来变得微不足道，并非必然……我们也不能假定欧洲以外区域的优势，仅是过去一度辉煌、现在却停滞不前的传统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十八世纪的亚洲固然并未出现如Joel Mokyr所谓的‘宏观性发明’（即自发的、突然改变生产可能的全新概念）；但欧洲于1500至1750年间，甚至通常被认定为工业革命的时代（1750-1830），亦未出现此种发明。”

1743年，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来到圆明园时，他惊诧于这座离宫的富丽和魅力。“它由许多不同的建筑物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树林和花园分隔开来，非常对称，也很好看。所有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镀金材料、油漆和绘画装饰，闪闪发光。房间内部陈设和装饰了从中国、印度甚至是欧洲，只要是能够得到的最美丽和最有价值的物品。”

喜好新奇玩意儿的乾隆不满足于仅仅在圆明园的房间里陈设来自外国的物品。

他治理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帝国，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他在圆明园复制了他所钟爱的江南园林。1744年，两位宫廷画家唐岱和沈源奉命完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然而皇帝的目光放之四海。他大概在郎士宁的绘画中见过西洋宫殿和园林，因此要求郎士宁和王致诚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建造“西洋楼”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离宫里也能见到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和美丽的喷泉。那将是中国式的凡尔赛宫。

1745年，“西洋楼”开工。那时尚没有施工图样，郎士宁、王致诚和另一位精通数学、水力学的法国人蒋友仁共同绘制图样，由中国工匠施工。身为画家的郎士宁熟悉欧洲近代建筑。他钟意晚期巴洛克风格，“努力把建筑的体量化整为零，并注意运用光影的效果。尽管这些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洋的，但多少带一点中国味”，（ 奥斯瓦德·奚伦：《中国花园》第九章“圆明园”）它们用大理石和砖建成，以中国琉璃瓦覆顶。

1751年完工的“谐奇趣”是最先建成的一处，它在西洋楼景区的最西端。这座建筑是欧洲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常见的巴洛克风格，由主楼、前后喷泉和西北的蓄水楼组成。主体部分有三层，两个带有围栏的拱廊伸向水塘。主体建筑镶着装饰性的壁柱和高大窗户，石栏杆装饰以雕刻的西式花纹。主楼前有一座大型海棠型喷水池。从档案中可以知晓室内陈设亦是西式，1750年农历五月，乾隆曾命令造办处将所需西洋物件开列清单，单列的大玻璃镜便用来作谐奇趣的装修和陈设，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携带两万两白银赴西洋采办。十一月，乾隆更传旨把正楼平台上铜栏杆改作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异兽交铸炉处依照原样制作。可见，西洋楼的建筑由郎士宁们起草样稿，然后由皇帝拍板。可以说，乾隆亲自参与了西洋楼的工程设计。

整个西洋楼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两层建筑共有34间，汉白玉阶梯直通二层，环抱着楼前大型喷水池。水从一支巨大的蓬壳里喷出，水池两侧各有六只兽头铸像，每隔两小时依次喷水一次，正午时，十二兽同时喷水。这座建筑内主楼后面是工字形蓄水楼。中为蓄水池，全池用锡板焊接而成，东西蓄水楼内各有水井，里面是轧水机，为蓄水池注水。除了海晏堂的喷泉，东部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是这里供水。蒋友仁为皇帝制作的提水机械一直使用到1774年他去世为止。

西洋楼的最东端，是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断墙。砖墙上，以一种假透视的画法，绘制了郎士宁母国意大利的水乡威尼斯街景图。“线法画”得到皇帝特别的赞赏。

西洋楼室内陈设着西洋玻璃灯、西洋显微镜、西洋挂镜、西洋幔子、自动玩偶、摆钟和天球仪。蒋友仁常常被好奇的皇帝召见，表演那些机械玩意儿。在他的写回欧洲的书信中，亚洲最有权力的中国皇帝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却显得颇为开放。皇帝问道，在那些从欧洲带来的铜板画中，有些在夸耀你们君主的胜利：他们是如何击退敌人，才取得这些胜利？在这些公侯中，难道没有一位能够维持和平的？他又问这位法国教士，耶稣会能不能从欧洲把葡萄酒运来，能不能在中国酿造他们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问题。（尤根·欧斯特哈默：《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台湾左岸文化出版）

乾隆对欧洲的所知就像当时任何一位欧洲统治者对中国所知的程度。尽管当时欧洲向往“东方情调”已经一个多世纪，欧洲贵族们流行在自家的宅院和宫殿中仿造中式庭园 。而这一切基于他们从水手和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传奇碎片和所看到的工艺品。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建筑师1670年便在凡尔赛宫建造了“瓷宫”。18世纪头二十年，德王在易北河上匹灵堡建造了几所中国式宫殿。1753年瑞典为庆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所中国式木构建筑。1765年普鲁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国式阁楼。（张复合：《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也在1750年在伦敦出版了，作者哈夫彭尼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建筑，1756年再版时增加的图样也没超出当时旅游行纪刊登的中国风情画。

东西建筑交互影响，相较之下，圆明园西洋楼倒称得上真正的中西融汇，真正的西洋风格。而欧洲的中国式建筑只能算是学习了一鳞半爪。彼时英国最重要的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曾经在广东居住过两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一书，但他1757-1763年间为肯特公爵扩建蔻园，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却是十层，而中国宝塔层数一般均为单数。也就是说，中国建筑所包含的传统内涵，欧洲人无从领会，他们常常进行的“创造性”改动，让这些建筑犹如玩物。

■ 怀柔远人

帝国的君王乾隆自信而骄傲。他的个性原就不像他的父祖那么质朴，崇尚浮华缛文。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有着坚实的基础──他那伟大的离宫应有尽有，让外来者赞叹不已。“这座乐园一定消耗了巨额资金。的确，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的主人；或者能负担得起如此巨大的开支；或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1771年三月，重修岱庙拆下的14件楠木被解送到了圆明园。仅仅这一年，圆明、长春、熙春、绮春四园的添建工程便耗银33万余两。帝国的商人们也主动或被动为皇家园林捐献巨资。1756年，两淮盐商程正可捐银100万两，其中25万两被拨给圆明园银库。次年，两淮盐商黄源德又捐了100万两，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万两用来修建圆明园。

“圆明”二字，“圆”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则意味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无缺。“圆明”二字，对这位承平皇帝而言，大概觉得妥贴至极。在他当政之时，尽管皇权已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运用园林艺术手段，间接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思想。圆明园的重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从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异是宇宙范围的缩影。在他手上，帝国达致了巅峰。

除了用美丽的园林装点自己的帝国，这位虚荣的皇帝自我吹捧所用的华丽辞藻也可谓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宫廷。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亲自编了昆剧《八佾舞虞庭》。此剧名源自《论语》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是宫廷专用的天子规格的军舞。 因为舜曾为有虞氏部落首领，乾隆改为虞庭，直是以舜帝自居。那可是中国传统里的理想国。

晚年的乾隆再次摩挲着《采芝图》，他在上面题了一句诗“谁识当年真面貌”。是呀，当年谁晓得那个年轻的皇子，有一天会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建设成一个尧舜般的“桃花源”呢？此时，侍郎郎士宁早已在阜成门外的墓地里安歇多年。圆明园内蒋友仁制造的水力机械也早就不能运转了。在蒋友仁死后，太监们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人工供水。每当皇帝要来看西洋楼，他们就动用大批劳力，花几天功夫灌满巨大的储水池，当皇帝来看时，所有的喷泉就正常喷水了。皇帝的个人爱好，并没有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学习教育。而在1750年后，欧洲大部分技术和加速出现的各式发明突然出现，正得益于此前日渐兴起的科学教育。

1793年9月14日，已届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勋爵希望能说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驻使节。在上年刚接到英国国王派使臣前来的奏报时，好大喜功的老皇帝欣喜万分。他亲自过问访问的细节，这次中西交流的相关文件就有783件。

在赐宴当晚，帝国为远道而来的使臣们表演了中国戏曲。其中，有乾隆亲自编写的昆曲《四海升平》，这可是难得的殊荣。开场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从仙楼引领出场。文昌的唱词，全是《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典中赞美上古圣贤帝王的文德武功。（叶晓青：《四海升平─乾隆为玛噶尔尼而编的朝贡戏》，《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8年2月号）

戏中，星神和水怪大战，英国使团看得如坠五里雾中，出于良好的意愿，他们以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未曾看明白，戏中已借文昌君之后，说出清廷计划：“英咭国贡使等，进表赐宴毕，不日赏赉遣还。”

所以，当马戛尔尼回到北京，被告知要立即离开中国时，他们完全被中国人搞得不知所措。有学者认为，乾隆态度改变，是因为英国国王的礼品单太厚了，“夺走了乾隆的优越感”（叶晓青：《四海升平─乾隆为玛噶尔尼而编的朝贡戏》）。

英国方面苦心挑选的代表欧洲最先进的科技和英国最精致的手工艺的厚礼，让自大的皇帝感到“远人”的强大。当英使提出所携带的部分礼品高大精密，安装便需要

■ 中西合璧

乾隆有足够的底气扩建圆明园。此时，经过一百多年休养生息的承平时期，中国进入了唐宋以后唯一的盛世：帝国版图辽阔，外蒙、内蒙、青海、西藏等边区皆隶属于大皇帝；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 最多的一年有8000多万两，可谓空前罕有。

在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充满争议的研究中，他利用二十世纪的数据，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个人平均所得。在他的数字中，“亚洲”整体上比西欧略为落后，但领先整个欧洲，而中国则一直领先西欧。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通过考察农业、运输和牲口财产、人的寿命、出生率，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比较1800年前欧洲和亚洲社会，以反驳主流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领先论”。他认为“即便到十八世纪末，许多欧洲以外的地区仍在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它们后来变得微不足道，并非必然……我们也不能假定欧洲以外区域的优势，仅是过去一度辉煌、现在却停滞不前的传统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十八世纪的亚洲固然并未出现如Joel Mokyr所谓的‘宏观性发明’（即自发的、突然改变生产可能的全新概念）；但欧洲于1500至1750年间，甚至通常被认定为工业革命的时代（1750-1830），亦未出现此种发明。”

1743年，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来到圆明园时，他惊诧于这座离宫的富丽和魅力。“它由许多不同的建筑物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树林和花园分隔开来，非常对称，也很好看。所有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镀金材料、油漆和绘画装饰，闪闪发光。房间内部陈设和装饰了从中国、印度甚至是欧洲，只要是能够得到的最美丽和最有价值的物品。”

喜好新奇玩意儿的乾隆不满足于仅仅在圆明园的房间里陈设来自外国的物品。

他治理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帝国，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他在圆明园复制了他所钟爱的江南园林。1744年，两位宫廷画家唐岱和沈源奉命完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然而皇帝的目光放之四海。他大概在郎士宁的绘画中见过西洋宫殿和园林，因此要求郎士宁和王致诚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建造“西洋楼”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离宫里也能见到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和美丽的喷泉。那将是中国式的凡尔赛宫。

1745年，“西洋楼”开工。那时尚没有施工图样，郎士宁、王致诚和另一位精通数学、水力学的法国人蒋友仁共同绘制图样，由中国工匠施工。身为画家的郎士宁熟悉欧洲近代建筑。他钟意晚期巴洛克风格，“努力把建筑的体量化整为零，并注意运用光影的效果。尽管这些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洋的，但多少带一点中国味”，（ 奥斯瓦德·奚伦：《中国花园》第九章“圆明园”）它们用大理石和砖建成，以中国琉璃瓦覆顶。

1751年完工的“谐奇趣”是最先建成的一处，它在西洋楼景区的最西端。这座建筑是欧洲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常见的巴洛克风格，由主楼、前后喷泉和西北的蓄水楼组成。主体部分有三层，两个带有围栏的拱廊伸向水塘。主体建筑镶着装饰性的壁柱和高大窗户，石栏杆装饰以雕刻的西式花纹。主楼前有一座大型海棠型喷水池。从档案中可以知晓室内陈设亦是西式，1750年农历五月，乾隆曾命令造办处将所需西洋物件开列清单，单列的大玻璃镜便用来作谐奇趣的装修和陈设，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携带两万两白银赴西洋采办。十一月，乾隆更传旨把正楼平台上铜栏杆改作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异兽交铸炉处依照原样制作。可见，西洋楼的建筑由郎士宁们起草样稿，然后由皇帝拍板。可以说，乾隆亲自参与了西洋楼的工程设计。

整个西洋楼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两层建筑共有34间，汉白玉阶梯直通二层，环抱着楼前大型喷水池。水从一支巨大的蓬壳里喷出，水池两侧各有六只兽头铸像，每隔两小时依次喷水一次，正午时，十二兽同时喷水。这座建筑内主楼后面是工字形蓄水楼。中为蓄水池，全池用锡板焊接而成，东西蓄水楼内各有水井，里面是轧水机，为蓄水池注水。除了海晏堂的喷泉，东部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是这里供水。蒋友仁为皇帝制作的提水机械一直使用到1774年他去世为止。

西洋楼的最东端，是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断墙。砖墙上，以一种假透视的画法，绘制了郎士宁母国意大利的水乡威尼斯街景图。“线法画”得到皇帝特别的赞赏。

西洋楼室内陈设着西洋玻璃灯、西洋显微镜、西洋挂镜、西洋幔子、自动玩偶、摆钟和天球仪。蒋友仁常常被好奇的皇帝召见，表演那些机械玩意儿。在他的写回欧洲的书信中，亚洲最有权力的中国皇帝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却显得颇为开放。皇帝问道，在那些从欧洲带来的铜板画中，有些在夸耀你们君主的胜利：他们是如何击退敌人，才取得这些胜利？在这些公侯中，难道没有一位能够维持和平的？他又问这位法国教士，耶稣会能不能从欧洲把葡萄酒运来，能不能在中国酿造他们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健康等问题。（尤根·欧斯特哈默：《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台湾左岸文化出版）

乾隆对欧洲的所知就像当时任何一位欧洲统治者对中国所知的程度。尽管当时欧洲向往“东方情调”已经一个多世纪，欧洲贵族们流行在自家的宅院和宫殿中仿造中式庭园 。而这一切基于他们从水手和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传奇碎片和所看到的工艺品。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建筑师1670年便在凡尔赛宫建造了“瓷宫”。18世纪头二十年，德王在易北河上匹灵堡建造了几所中国式宫殿。1753年瑞典为庆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所中国式木构建筑。1765年普鲁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国式阁楼。（张复合：《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也在1750年在伦敦出版了，作者哈夫彭尼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建筑，1756年再版时增加的图样也没超出当时旅游行纪刊登的中国风情画。

东西建筑交互影响，相较之下，圆明园西洋楼倒称得上真正的中西融汇，真正的西洋风格。而欧洲的中国式建筑只能算是学习了一鳞半爪。彼时英国最重要的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曾经在广东居住过两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一书，但他1757-1763年间为肯特公爵扩建蔻园，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却是十层，而中国宝塔层数一般均为单数。也就是说，中国建筑所包含的传统内涵，欧洲人无从领会，他们常常进行的“创造性”改动，让这些建筑犹如玩物。

■ 怀柔远人

帝国的君王乾隆自信而骄傲。他的个性原就不像他的父祖那么质朴，崇尚浮华缛文。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有着坚实的基础──他那伟大的离宫应有尽有，让外来者赞叹不已。“这座乐园一定消耗了巨额资金。的确，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的主人；或者能负担得起如此巨大的开支；或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1771年三月，重修岱庙拆下的14件楠木被解送到了圆明园。仅仅这一年，圆明、长春、熙春、绮春四园的添建工程便耗银33万余两。帝国的商人们也主动或被动为皇家园林捐献巨资。1756年，两淮盐商程正可捐银100万两，其中25万两被拨给圆明园银库。次年，两淮盐商黄源德又捐了100万两，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万两用来修建圆明园。

“圆明”二字，“圆”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则意味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无缺。“圆明”二字，对这位承平皇帝而言，大概觉得妥贴至极。在他当政之时，尽管皇权已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运用园林艺术手段，间接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思想。圆明园的重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从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异是宇宙范围的缩影。在他手上，帝国达致了巅峰。

除了用美丽的园林装点自己的帝国，这位虚荣的皇帝自我吹捧所用的华丽辞藻也可谓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宫廷。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亲自编了昆剧《八佾舞虞庭》。此剧名源自《论语》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是宫廷专用的天子规格的军舞。 因为舜曾为有虞氏部落首领，乾隆改为虞庭，直是以舜帝自居。那可是中国传统里的理想国。

晚年的乾隆再次摩挲着《采芝图》，他在上面题了一句诗“谁识当年真面貌”。是呀，当年谁晓得那个年轻的皇子，有一天会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建设成一个尧舜般的“桃花源”呢？此时，侍郎郎士宁早已在阜成门外的墓地里安歇多年。圆明园内蒋友仁制造的水力机械也早就不能运转了。在蒋友仁死后，太监们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人工供水。每当皇帝要来看西洋楼，他们就动用大批劳力，花几天功夫灌满巨大的储水池，当皇帝来看时，所有的喷泉就正常喷水了。皇帝的个人爱好，并没有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学习教育。而在1750年后，欧洲大部分技术和加速出现的各式发明突然出现，正得益于此前日渐兴起的科学教育。

1793年9月14日，已届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勋爵希望能说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驻使节。在上年刚接到英国国王派使臣前来的奏报时，好大喜功的老皇帝欣喜万分。他亲自过问访问的细节，这次中西交流的相关文件就有783件。

在赐宴当晚，帝国为远道而来的使臣们表演了中国戏曲。其中，有乾隆亲自编写的昆曲《四海升平》，这可是难得的殊荣。开场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从仙楼引领出场。文昌的唱词，全是《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典中赞美上古圣贤帝王的文德武功。（叶晓青：《四海升平─乾隆为玛噶尔尼而编的朝贡戏》，《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8年2月号）

戏中，星神和水怪大战，英国使团看得如坠五里雾中，出于良好的意愿，他们以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未曾看明白，戏中已借文昌君之后，说出清廷计划：“英咭国贡使等，进表赐宴毕，不日赏赉遣还。”

所以，当马戛尔尼回到北京，被告知要立即离开中国时，他们完全被中国人搞得不知所措。有学者认为，乾隆态度改变，是因为英国国王的礼品单太厚了，“夺走了乾隆的优越感”（叶晓青：《四海升平─乾隆为玛噶尔尼而编的朝贡戏》）。

英国方面苦心挑选的代表欧洲最先进的科技和英国最精致的手工艺的厚礼，让自大的皇帝感到“远人”的强大。当英使提出所携带的部分礼品高大精密，安装便需要一个月，安装后不能再拆开，不宜长途运送时，乾隆大为不悦，命令把其中的八件分别放置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和长春园澹怀堂。他命令官员带英使去瞻仰圆明园玩观水法。或许，他是想给英使一个下马威──你们国家所有的我天朝皆有，他还斥责接待官员、长芦盐政瑞没当过粤海关监督，没见过世面，这才被英国人给吓住了。

　　然而，英国人肯定要让老皇帝失望了。马戛尔尼勋爵的秘书约翰·巴罗一直留在圆明园，他为中国之行做了大量准备，研读了钱伯斯等人的作品。显然，圆明园让他感到了些微失望，“我感到全园各部分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离威廉、钱伯斯爵士的那种富于幻想的和过分赞美的描述相差甚远……”

　　表面上对英国礼品等闲视之的乾隆，命令内务府为每件物品都配上了内衬黄缎的精美匣子，一年后，他还命令与最后一个荷兰使团带来的礼物相比较，沉浸在文德武功一统江山中的骄傲和自大，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内心的真实愿望。

　　这些来自远洋的礼物要在六十多年后，英法联军焚毁劫掠圆明园时再次为人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