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仇到国恨

《看历史》 文┃何书彬 王磊石

昔日帝国的荣耀，沦为皇室的疮疤。而在随后百余年间，它唤醒了士大夫的家国之痛，革新人士的国家之耻，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没过多久，他就在热河行宫驾崩了，时年仅31岁。

如果说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皇帝的话，那么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烧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

感到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依照法国观察家伯纳·布立赛的话来讲“他们（英法联军）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 皇帝的家仇

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将对那一幕终身不忘。

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上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这情景在英法联军的翻译官郇和的记录里得到印证：“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幕让郇和感到“暗暗的高兴”，因为此举有效地报复了皇帝，同时他也为“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终之时，对圆明园念念不忘的他亲自把同道堂印玺交给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丰皇帝在圆明园进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记了圆明园。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

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亲政”才半年，就下达了修园上谕。他说，圆明园是他的“列祖列宗”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如今旧制不能恢复，两宫皇太后也不能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让他非常不安，希望全国上下的大小官员都来“量力捐修”。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修复工程开始了。但是此时显然并非一个好时机，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日本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新疆爆发了阿古柏叛乱。在奕■、李鸿章等人反对下，修园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

■ 民众的国耻

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官方对圆明园弃而不顾，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做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