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余秋雨是喜爱杭州的。

　　“今天我们在西湖边上谈话，恰巧也碰上了最好的季节，是很风雅的事。”作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余秋雨还是有些惊讶，香格里拉宴会厅几百号座位几乎座无空席，照相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

　　近日，余秋雨在杭州香格里拉宴会厅举办了一场名为“解读西溪湿地与人居文化”的演讲会，作为中国首创“文化大散文”的余秋雨，对全国各地文化历史有着颇为深入的研究，而对杭州，却是另一种痴迷。

　　他曾为这个城市专门写下一篇题为《杭州的宣言》的历史散文，文章中，余秋雨引用了马可波罗的话来表述自己对杭州这座城市的别样情感——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这句看似浅显易懂的话却在世界文明史上做了一番杰出的贡献。它的作者马克·波罗出生在西方最美丽之城——威尼斯，这样的背景使得它拥有更为充足的说服力；而记载它的《马克·波罗游记》被放在哥伦布的驾驶台上，由哥伦布开始，欧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它竟然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推动了世界的历史。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也被频繁地颂道在此次演讲会间。余秋雨说，他到杭州来最大的享受之一，就是找一个微雨的黄昏，晚春早秋的季节，在苏堤上独自行走。“当然，这基于它的原生态之美，西湖的苏堤旁是没有碑文、对联，也没有匾额、提跋的，没有文字污染，没有文本文化对于自然生态的欺凌和傲慢，它只允许人们充分领略它的水光山色、阴晴寒暑。”

　　其实余秋雨想说的是，杭州并没有雷同于中国其他以“历史文化”闻名且兴起的旅游城市，而是秉承着自苏轼以来一贯提倡的“自然生态之路”。

　　或许这就是余秋雨写下《杭州的宣言》的理由，在他游历过的那么多富含历史人文气息的城市中，杭州似乎成为其中最干净，最原生态的城市，而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感怀吟诵，创作出传世经典。

　　在杭州还有一个地方，符合这种原生态城市风貌的区域，那就是西溪湿地。

　　繁华的杭州城周边，拥有这样一个未经雕琢的自然生态之地又有何种意义？余秋雨的回答是：“那使自然与人居的矛盾解除了，生态文化在与人居文化结合，互相提升。”

　　演讲会快结束时，余秋雨一遍遍重申他的文化愿景：“再高的文化都是以生态作支撑的，生态文化应该比文本文化更重要些。”

　　余秋雨与中国文化

　　很多人把余秋雨的作品归类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浅显、规范、感性。但余秋雨却从不为此烦恼，对于谣言与评论，他有很好的解释：

　　“这是中国文化的欠缺所造成的，中国文化缺少对言论正确的判断工序，我们常常陷入对言论真假难定的困境之中。”

　　不管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余秋雨以他自己特有的精神姿态进入了中国当代散文史，自他起，古物风景、过往人物，不再是渐行渐远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存活于当代人思想中的兼具主体性审美化的活物，通俗一点就是，他把历史写活了。

　　与他的名作《风雨天一阁》一样，在讲座中，余秋雨结合了现代与历史，用时差的倒换方式讲述自己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思考。

　　“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在于，他的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

　　简单的定义，再用富具戏剧性的历史史实来证明，诙谐而不造作的语言不时引起了阵阵掌声，余秋雨确实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中华文化传播很好的载体。

　　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余秋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辞职远行，考察并阐释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就是在这过程中，他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崭新文体。

　　“在去伊拉克的考察途中，我看到两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街边拉车，出于对这个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敬，我想将手中的两支笔赠予他们，可他们问我，这是什么？”余秋雨谈到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变迁史，其中在伊拉克，他切身感到巴比伦文明的覆灭：

　　“现在的伊拉克人不说他们祖先的话，不写他们祖先文字，甚至因为战乱，大部分人民丧失了对文字的识别能力，我在惋惜的同时，却很庆幸，庆幸我们民族的文化一直一脉相承至今，即便历经劫难，却始终被保留传承下来。”

　　君子与君子的共同居住

　　对于人居文化，余秋雨认为，理想的生活状况，是君子与君子的共同居住。人居文化的上升空间取决于“君子文化”的存在与否。

　　其实如果经常去听余秋雨在全国各地的讲座的人，就会发现他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定义为“君子人格”的命题由来已久。

　　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曾经说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余秋雨根据这个原理，推断出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而良好的人居文化，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对“君子之道”的钟情是有原因的。

　　从孔子开始，虽然“君子”与“小人”的定义还没有被正式提出，却已经被当时的文化氛围悄悄划出了一条界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条界线也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决绝。宁肯被说成“坏人”，也不愿意做“小人”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人心中被道德的露水滋养地茁壮而结实。

　　“中国文化在集体人格建树上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实都是凭借着君子人格传递的。”说到君子文化的构成与其历史背景时，余秋雨不免有些激动，虽然在国际国内有着不可动摇的文化影响力，但与声名远扬一同而至的，是沸腾而尖锐的舆论。

　　或许是有着深刻的对“君子之道”的实践认识，也或许是一种勉己的精神依托，余秋雨不断地向他的读者们传输“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

　　“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要传承中华文化，都应该以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为归结。”

　　“兼爱、仁义、诚信、知耻、禁止伤害和诽谤，这些君子风范，应该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人生原则和公约。那么，即便背不出《三字经》、写错了繁体字，中华文化也会获得实质性的传承。”

　　后记

　　在演讲会结束之后，很多人问我，余秋雨关于中华文化的讲座与西溪，与杭州的房地产有什么关联？

　　因为这场名为“余秋雨解读西溪湿地与居住文化”的演讲中，余秋雨并未将西溪湿地与居住文化串联起来，对西溪，他甚至只是草草概过。

　　然而，假如细细品味他在讲述过程中所提起的生态文化，就会发现原来余秋雨最欣赏的，便是浑然天成，道法自然之城。在他眼里，杭州就是这样的城市。而西溪，在夹杂着少量的历史人文的同时，愈多的便是生态与自然。

　　因此，如何结合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给人居以更深远、优美的意境，是包括西溪玫瑰在内的所有在西溪湿地探索并履行实践的开发者们所需要共同思考的；而突破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弊端，即改良公共场所道德规范的欠缺，则责无旁贷地落入了当下城市建设者们的手中。

　　我们期望，未来西溪的居住者们，在幸运地拥有“西溪湿地”作为自家的宅院的同时，他们也学会感触、体验、思考，他们可以不必吟诵风雅，但他们博学好问，并将文明礼仪履行在生活的每一处，以人居与自然的互相感动与融合，开始另一种更为诗化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