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笔者随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去“江河十年行”。行程中，一位专家忽然谈到“生物多样性”这个词，记得她说这个词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不是特别好理解。笔者以为，这个世界上，如果天然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那么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一定是丰富的，一定是可持续的。

　　2009年4月，有幸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的中国代表罗杨同席进餐，由于笔者写过《没有大树的国家》，对中国的森林质量下降很是担忧，我们谈到天然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罗杨与我争论说，天然林本身也是有成熟度的，完全天然的森林系统未必与生物多样性划等号。从纯粹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倒是“刚刚发育不久的天然生态系统”，可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饭后得出结论，如果光追求生物多样性，那么未必越天然越好。但如果追求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和自主性，那么，天然生态系统应当是最受保护的。

　　每每涉及保护生物学，第一句遭遇的总是很强硬的抵抗：“我们要发展经济，就肯定要破坏自然。”说话者对谈保护的人充满轻蔑，甚至怀疑慷慨谈保护的人是妄想保护贫穷，是“率先富起来之后不肯让其他人富起来”。于是搞得谈保护的人满怀委屈，于是大家就一起使劲想，也许我们可以发明一种办法，既能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又能让当地人发家致富。

　　从污染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用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主题来说，就是让生物多样性能够帮助减少人类的贫困。如果说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难为了那些企业家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话，那么让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扶贫服务，多少就有点难为大自然本身了。

　　中国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行之路在哪里？按照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的观点，要保护自然，首先当然是要研究自然。所有的生物应当都在自然界，自然界的自然是自然，人类干预后的自然界也可以姑且算为自然。要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知道自然界里有些什么。

　　吕植教授过去研究大熊猫多年，现在开始研究雪豹，研究普氏原羚。现在有大量的人，不知道这些物种的真实处境。说起来，中国的科学家不少，但是生活在中国的绝大部分物种，并没有科学家去做研究。吕植和她的团队选择了这些庞然大物作为研究目标，一是为了保持科学的定力，让自己的目标清晰而坚韧，二也不小心证明了中国科学界的尴尬事实：如此巨大的物种都少有人研究，更谈不上那些小型兽类、昆虫、微生物、林中杂草了。

　　吕植说，现在是公民社会时代，是主动求知时代，是博物学时代，光科学家去研究物种，然后通过科学家的论文或者演讲把其知识“科普”给公众，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研究身边自然的时代。在青海曲麻莱县的措池村，村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边放牧边巡护，边监测当地野牦牛、雪豹、岩羊、旱獭的变化，同时监测高山雪线的变化，监测草原上水流的变化，监测草原上物候的变化。有这“协议保护”作为根据，当地人很容易就能够阻挡外来人口进来破坏草原生态系统，伤害草原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这些还是不够，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是“从绿到金”，是当地人保护当地社区环境，是开放式保护，是建立社会保护地。

　　在中国，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特有的自然保护传统，也就形成了众多的事实上的社区保护地。例如，已经被社会关注的藏族“神山圣湖”，傣族“龙山”和彝族的“神树林”等。社区保护地不单纯以“自然保护”为目的，而是以当地社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础，来实现社区从保护中受益的目的。社区可以通过野生菌、竹笋、藤条等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通过生态服务市场获得经济收入。

　　可以预见，随着森林碳汇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参与林业”思想的推进，随着国家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随着志愿性碳市场的开发，社区保护地将有可能成为那些愿意保护天然生态系统的区域最新的发展机会，当地社区将从保护中受益。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形式和生命进程的多样性，包括所有的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次：物种多样性、遗传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它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