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上最大的园林悲剧北宋“花石纲”其实缺少来自“园林”本身的思考批判。文章辨析了中国传统园林在造园动机和审美上与道教文化的深刻联系，提出“模仿仙境” 是传统园林的“本来”出发点。批评了传统园林的根本缺陷，并对其在当代中国可能造成的“审美危险”提出了警告。

　　关键字：花石纲；道教文化；仙境；道法自然

　　一、“花石纲”本事

　　北宋末年，一场美学暴政由中国历史上最具风雅的“文艺全才” 徽宗皇帝（赵佶，1082—1135）发起，在同样富有出色艺术素养，且饱读诗书的丞相蔡京（1047——1126）的逢迎与支持下，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大劫难降临了。

　　时在北宋崇宁四年，即1105年，为了帝国最大的园林建设工程——艮岳，徽宗皇帝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叫应奉局的专门机构，有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于山石素有心得，被蔡京推荐来管领该局，专事在东南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花石到手后，多经水路运河，千里迢迢，运往京城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十船一组，称作　　一“纲”，此“花石纲”名称之由来。

　　“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到了后来，“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都是搜求强夺的目标，侵扰范围之广，亦远不止于东南一带了。

　　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都被挤在一边，漕船和大量商船都被强征来运送花石。全国上下，费百万役夫之工，加上尽心尽力的朱勔一伙等人，只要听闻何方何处何家有奇石异木，就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致使天下萧然，民不聊生。

　　徽宗本人对此事的痴迷尤其令后人惊叹。文献中提到，有一安徽灵壁县产的巨石，用大船运往京师，需拆毁城门方能进入，上千人都搬不动，入城之后，徽宗大喜之余，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并悬金带于其上。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所产一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极，竟封石为候——曰“盘固候”。

　　华亭有一株唐时栽种的古树，朱勔等看中后，因枝干巨大，无法通过内河桥梁，只能改由海运，结果是“舟与人皆没”，树与人都葬身大海，成为一起大树进城的古代悲剧版本。

　　之后就是方腊起义，再之后，钦宗靖康元年（1126）（此时的徽宗已是“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帝），金国大军南下进攻北宋，第二年初，首都陷落，金兵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宫女、皇亲国戚、官员、工匠、艺伎等14000余众，驱虏北上，建成未到5年的艮岳，也毁在这场战乱之中。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二、“园林冲动”缘由

　　“花石纲”悲剧的直接来由，就是宋徽宗的“艮岳”。“艮岳”是一个极为宏伟的园林巨制，如果能幸运留存下来，它不仅可能是世界园林之最，也应当是极为珍贵且瑰丽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宋徽宗举全国之力而为一园，不由令人疑惑，如此强烈的“园林冲动”只是大艺术家皇帝对“美”的热衷吗？“艮岳”只是书法、绘画之外一个更大尺度或者更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吗？

　　此事与道教信仰及文化其实有莫大的关系。

　　徽宗酷信道教，自称为道君皇帝，他的身边也不乏一些极具神秘色彩的道长人物，如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此人向徽宗进献了一套“广嗣之法”，应当属于道家房中一类的内容，其中竟然就涉及京城风水格局的改善，欲多子多寿，需在京城东北叠石筑山。

　　这件事只能被看作事情的一个起因，实际上，实现道教洞天福地的景观理想才是更大的原因。

　　我们且以《宋史》原文看看史家笔下的艮岳。

　　“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绛霄楼。山之西有药寮，有西庄，有巢云亭，有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半岭有楼曰倚翠，上下设两关，关下有平地，凿大方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为凤池，东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东池后有挥雪厅。复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复有亭曰极目、萧森，右复有亭曰丽云、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间。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亭，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其北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其西则自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宣和四年，徽宗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蔡条谓初名凤凰山，后神降，其诗有“艮岳排空霄”，因改名艮岳。宣和六年，诏以金芝产于艮岳之万寿峰，又改名寿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赐号“昭功敷庆神运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指从金朝获取了燕京等数座废墟空城）。（朱）勔缘此授节度使。大抵群阉（众位太监）兴筑不肯已。徽宗晚岁，患苑囿之众，国力不能支，数有厌恶语，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新，凿石为炮，伐竹为笓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啖卫士云。”

　　结尾处，太平天下梦断之时，何其悲怆不忍，而观文中整个艮岳之语境，则十足充溢着道教文化的意象和观念。神仙是道教的生命理想典型，也是秦皇汉武这些徽宗的前辈帝王们所慕求的境界，流连在艮岳云蒸霞蔚、奇山异木之中的宋徽宗、寻找的正是神仙的感觉。

　　模仿“神仙之地”，这其实是中国园林十分重要的动机，这个目的其实也决定和影响了园林的审美兴趣和取向。打造“仙境”是中国世世代代的“人上人”们孜孜不倦、前仆后继的持续行为。宋徽宗的生前生后，二千多年的时间长河之中，从汉武帝的“上林苑”，魏明帝的“芳林园”，隋炀帝的“西苑”，一直到集清王朝六代帝王心血和天下财富的“圆明园”，直到国难重重时的晚清“颐和园”，都是例证。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自古至今实际上都与道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联、牵挂着，1918年，鲁迅先生在致许寿棠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一直以来，我们实际上忽略了中国人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唯物”地看待古人修筑园林的活动，看到的更多是园林的布局、空间营构、艺术意境，而对园林的“本体”问题，诸如其中涉及的动机、观念……涉及甚少。

　　以“师法自然”为宗旨的园林为何热衷于搜集罗列奇木怪石，这显然不是一个自然的“自然”，而是非常的自然，不自然的自然。说白了，浸淫着浓厚道教意识的中国山水文化，追求的是带仙气的山水，摹画的是人间的仙境！

　　木石趣味如此，而湖泊水体，历代苑囿更相沿汉太液池——一池三山的公式，圆明园及大内三海皆如是布置，直接提醒着人们主人的“神仙”身份。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王至诚1743年在书信中讲到对“圆明园”的印象，“再也没有比这些山野之中，巉岩之上，只有蛇行斗折的荒芜小径可通的亭阁更象神仙的宫阙的了！”

　　徐福和童男童女一去不还！领悟过来的后世帝王和富商大贾们于是明白，倚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他们可以就在身边造成起一个可观可赏、可玩可游的人间仙境。《红楼梦》里的贾元春咏大观园诗曰“衔山抱水建来精”、“天上人间诸景备”；探春诗写得更明白，“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

　　这些“蓬莱仙境”式的园林无不是天下“物以稀以贵”的木石珍品的汇集，无不是“雅”奢华的实力展示，无不是仙界生活的人间狂想。

　　至于明清的江南文人园林，物质上只能拾一点皇室、富商的余沥，精神上却在诸如几块山石，半丛芭蕉上膨胀，什么“壶天自春”，什么“芥子纳须弥”，而更多陈词滥调的“吟咏”、“寄托”、和“标榜”使这些狭促的园子更像是进行文化手淫的地方，严酷现实中的士人们，哪怕只有几方地，还是要去行神仙的逍遥。

　　宋徽宗晚年，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阶下囚生涯里，应该比我们更知道“天上人间”（李后主词）的虚幻；更知道“艮岳”的虚幻；充满奇木异石园林的虚幻。

　　三、“大主人”和“道法自然”

　　宋徽宗逝矣，但宋徽宗“审美”事业之流风余韵，犹随赵宋而南渡，发扬光大于后世。特别是到中晚明后，社会益加朽腐淫靡，而造园之风却兴盛一时。我国著名亦是唯一的园林专著《园冶》即是这个时期园林水平的一大集成。《园冶》作者计成（1582-？），著于明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由晚明著名的“坏人”阮大铖序并由其代刻。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再印行，大受赞誉。计成生前，遭“为士林所不齿”的阮大铖牵连，被视为“阮氏门客”，艺术造诣被政治拖累，很有些不清不白，但在今天人们眼中，计成和他的《园冶》几乎已经是中国传统园林的“教父”和《圣经》了。

　　“计成们”的园林是否与宋徽宗的园林是两种事物呢？江南私园或者文人园林是否已经克服了皇家园林的种种问题了呢？

　　《园冶》中的题词是计成的友人郑元勋所撰。在文中他讲到他与计成的交情并提到计成的志向：“予与无否（注：计成字无否，号无否道人）交最久！常以剩山残水，不足穷其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恨无此大主人耳！”这段话明白极了，如果有一个大甲方，能把奇花异木、珍奇怪兽都找来，做一个绝大的园林项目，是多么痛快的事！在计成的时代，计成期待的“大主人”只能就是大气魄、大手笔，可以驱天下之力、使天下之财的“宋徽宗”们，计成恨不能遇。

　　而把“道法自然”称做中国园林精神的人们，仿佛总是看不到造园家和他们的主人们对“琪华、瑶草、古木、仙禽”或者对什么“狻猊”状的古怪湖石充满的狂热兴趣。这难道是对大自然和大自然精神的热爱和师法吗？甚至可以把中国园林“道法自然”视为契合当代生态思想吗？

　　实际上，“道法自然”并不是我们从现代汉语出发看到的字面的含义，在《道德经》的语义系统中，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中的“自然”并不是名词，把“自然”视做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更是大谬。“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详参张岱年先生编《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P18页），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说亦无非喻人工之巧，是强调技艺的纯熟和不牵强。巧夺天工矣！

　　中国传统园林决不是我们今天提倡的自然生态美学，而只能是中国特定文化语境的道家美学、神仙美学。

　　四、“花石纲”遗石和中国传统园林美学的审美危险

　　瑞云峰，现存苏州留园，为当年“花石纲”的遗物，其石高5.12米，宽3.25米，厚1.3米，涡洞相套，褶皱相叠，玲珑剔透，集园艺家所谓“瘦、皱、透、漏”之妙，明清至今，江南文士对此石品赏不已，其热忱不亚于徽宗本人，有诸如“石祖”、“妍巧甲于江南”和“苏州三绝”之一等的赞誉。

　　作为近千年前中国最大的由园林酿成的社会危机的见证，瑞云峰仍作为园林之宝被当今的人们轻松地“审美”着，而关于这场让千万人不幸并最终让帝国轰然崩溃的造园运动，似乎除了对宋徽宗君臣道德上的指责，我们听不到更多的反省和认识，以史为鉴，何尝有之！于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500多年后的1860年，历史再次以八国联军蹂躏京畿，焚掠圆明园，无情地重复了1127年的惨痛国辱，使那座被称做“万园之园”的，辉煌无以复加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摧残到只剩下最后几处断墙残柱和一片诺大的荒芜。

　　1911年，历史已是民国元年，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人开始了新的观念之旅，知识之旅。民族生活开始进入迥异于历代的重大改变之中，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其编者黄摩西先生（1867～1913），他已是爱国思想和科学思想皆有之的“新”人物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辞书已有了“公园”条目，其释义为“供公众之游观地，各国之公园，皆修筑扩张古之苑囿而成…”，社会、科技、文化、人心皆可变化，皆在日新月异，而公园，我们的环境美学却怎能只是“古之苑囿”的沿袭、扩张？黄摩西先生处身新旧交替的历史之中，无可厚非。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城市公园、街道、房地产社区、高速公路、风景名胜却从形式到意识还是“徽宗们”、“计成们”、“古之苑囿”的翻版，从对奇石到奇花异草的兴趣也仍亦步亦趋所谓园林审美，而这种爱美之心，竟驱动了许多地方发生了荒诞疯狂的、成规模的“大树进城”悲剧，严重动摇了本已脆弱的国土生态环境。

　　以“花石纲”为极端代表的传统园林，以它的“美”掩护着统治者和附庸文人们的麻木和自私，掩护着他们掠夺天下财富和生态资源的“恶”，所谓“阿房出，蜀山兀”，这不是草根人民的美、自然生态的美，而是扭曲的美、败家的美、毫无关怀的美，一切附丽于其上的雅致、文采，皆不能遮蔽其根本的苍白。

　　古往今来，园林兴，则国家危！今天的中国，每天建设的建筑平方数是全球总量的50%，正处在极为快速的建设、发展、跃升之中，一面是欣欣向荣，一面是危机隐伏，尤其是城市美化中呈现出的奢侈、豪华和漫无节制，似乎已经令人听到了历史可怕的回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古语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因此，我们不能不记住宋徽宗其人和他的“花石纲” ！

　　参考书目：

　　1、《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

　　2、《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著.三民书局

　　3、《宋帝列传》之《宋徽宗 宋钦宗》.任崇岳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4、《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

　　5、《刀锋上的文明》.梅毅著.中国海关出版社

　　6、《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钟少华编.贵州教育出版社

　　7、《江南园林志》.童寯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8、《园冶注释》.（明）计成原著；陈植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9、《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陈志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花石纲遗物，现存苏州留园，集所谓“瘦、透、漏、皱、丑”于一身

古代狮子林

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