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艺术在日本享有“花道”之美名，是日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插花艺术传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广泛深远。许多西方人更是把“花道”当成了日本土生土长的的国粹。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插花艺术不仅源于中国，而且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不断地接受中国插花艺术的

　　影响，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赏梅到赏樱

　　日本学者西川松之助在《花と日本文化》中指出：“在日本，赏花之风始于赏梅，虽然樱花是日本的代表，但玩赏之风源于贵族们效仿中国传来的赏梅习俗。”另一位学者和歌森太郎也说：“日本原本并不产梅，它是在以唐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时期，随着贵族文化的风潮与柳一同从中国传来的。”（《花と日本人》）

　　在奈良时期（710～794年），随着梅花的输入与赏梅风潮的兴起，日本皇宫曾将梅花作为主要花木栽种于庭院之中，太宰府的官员们常常遵循唐朝的风尚在园中举行“梅花宴”。当时出现了许多感怀梅花的诗文，在汉诗文集《怀风藻》（751年）中，以一首葛野王的咏梅诗《春日赏莺梅》最为有名：“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阳，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对此开怀抱，优族畅愁情。不知老将至，但事酌春觞。”在著名的和歌集《万叶集》（794年）中，咏梅的歌竟达118首之多，如“带雪梅枝上，翻飞复相鸣，差池黄莺羽，白雪染其翎。”“朝臣若能得闲暇，头佩梅花聚此欢”，“闻梅香，心思远方君”等等。此后，平安时期（794～1192年）的日本贵族社会，以花来表现四季变迁，咏花作为基本的教养，春天插梅、樱，秋天赏红叶。除了梅花，在这一时期先后引进的还有菊、李、桃、垂柳等，在引进这些植物的同时，与此相关的赏花习俗如斗草、斗花等也随之而来，其中在日本插花史上极其重要的两种代表性植物就是菊与垂柳。

　　菊花是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由中国传入的，由于菊花那华丽、闲寂的风采非常适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平安朝的宫廷贵族将它种植在庭院中以供观赏，并仿效中国重阳赏菊的风俗（登高、赏菊、饮菊酒），将九月九日定为“菊节”，每到这一天，宫廷中常举行菊花宴、进行菊合（斗花）、饮菊酒。垂柳也是由遣唐使从中国引入的，它在日本插花尤其是“立华”（日本插花花型）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受中国咏柳诗文的影响，平安时期的贵族们下令将垂柳栽植于都市的路边作为行道树，《古今和歌集》歌咏道：“一眼望去，柳樱相间的都市，有了春天的象征”。

　　到了平安后期，由于不再派遣使臣入唐，日本文化逐渐从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汉风文化向民族化的国风文化转变，赏花的习俗也由梅花转向樱花。在《古今和歌集》卷一、卷二的134首春歌中，樱花便占了一百多首，而梅花则只有20首，与早期崇尚梅花的《万叶集》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前供花

　　“就平安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来说，在日本文化史流程中，给予插花强烈冲击的是从中国传来的佛前供花。”（工藤伸昌《日本いけばな文化史》）

　　在日本插花史上，佛前供花的传入归功于圣德太子与小野妹子。公元５９３年，圣德太子担任日本摄政，总揽一切事务。他“笃敬三宝”，广建寺院，使佛教在上层社会迅速传播开来。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访隋，与隋朝建立邦交。此后小野妹子三次前往中国，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在中国所见的佛教礼法与佛前供花以及花器不断引进日本。小野妹子完成使节任务后，皈依佛教，居住在圣德太子建造的六角堂中（位于京都市中心紫云山顶法寺），因院内有太子沐浴过的水池，因此他的住所被称为“池坊”。他在此处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经过历代门徒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小野妹子也被奉为池坊之祖。

　　早期的佛前供花较为简单，主要是仿效中国插花的形式，用于寺庙、佛堂以及举行的佛坛祭礼中，而花材则以体现过去（结果）、现在（开花）、未来（蓓蕾）的莲花为主。到了平安中期，净土宗发展，作为突出其极乐净土手法的供花形式也在这一时期极其庄严化。在《源氏物语》“铃虫卷”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佛前悬挂的幢幡，形色非常优美，是特选中国织锦缝制的。寝台四角的帐幕都撩起，内供佛像。后方悬挂法华曼陀罗图（净土变相图）；佛前供设银花瓶，内插高大鲜艳的莲花。所焚的香是从中国舶来的‘百步香’。供净水的器皿很精小，上面放着青、白、紫色的人造小花……”可见此时将花插在花瓶中供奉于佛前的风俗已深入到贵族的个人生活之中。

　　在平安时期之后的镰仓时期（1185～1333年），重视唐物（中国文物）的风尚盛行，很多佛前供奉的唐物花瓶被收藏。佛前供花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少，鉴赏的意义逐渐增加。进入室町时代（1392～1573年），插花可以说完全由此前的宗教性转向鉴赏性。自十三世纪末开始，日本与元、明两朝贸易兴隆，新兴的武士阶级凭借其财力获得了大量的唐物。为了炫耀自身的威势与财富，他们频繁举行“花瓶合”（花瓶比赛）。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以足利第三代将军义满为中心，将这股风潮推向了极点。足利义满于永和四年（1378年）在京都的室町营造新的宅邸，收集了当时许多的奇花异草，如樱、藤、山茶，尤其是南宋时期经过品种改良后的牡丹、菊花等种植在庭院中，称为“花御所”。他尤其喜好唐物花瓶，在宫中频频举行“花瓶合”。正所谓上行下效，花瓶合也因此在民间流行开来，逐渐演变为“七夕花合”。

　　七夕本为中国风俗，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平安时期发展为包括吟诗、和歌、管弦、连句、连歌、蹴鞠、饮酒等七种游戏在内的节庆日，足利义满借鉴这种形式，举行“花瓶合”，在斗花瓶的同时，人们咏连句、和歌，行茶礼，食点心等进行娱乐。而为了向牛郎、织女二星敬献供奉，人们开始在唐物花瓶中插上与之相匹配的花。据《看闻御记》中对应永二十三年（1416年）到嘉吉三年（1443年）举行的七夕花合记载：会所内立着屏风，挂着中国画，搁板上放着花瓶，人们以七种游戏取乐之后，举行酒宴狂欢。供奉给二星的瓶花经常超过百瓶之多，这种由唐物与插花装饰的房间被称为“花座敷（日式客厅）”，为了使瓶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封不动地对外开放，供人们观赏，非常受人欢迎。

　　随着这种七夕时唐物装饰之风的高涨，在宫中、寺院等举行的活动中，花的装饰性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后，随着新的建筑样式的出现，产生了日本民族独有的插花形式：“立花”。

　　“书院造”与立花

　　从室町文化中期开始，将平安时期的贵族住宅与禅宗寺院的样式结合在一起的“书院造”建筑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其基本特点是在一栋房子中的一间中，设有可供放置文房用具与写字用的固定写字台设施（书院）以及放置艺术品的博古架（违棚）与壁龛（床间），室内铺有席子，屋顶为木制天花板，用拉门（障子）和格子门间隔空间。这种新式建筑据说是起源于入宋习禅的日本僧人将中国禅寺的起居空间引入日本跪坐式的生活环境中。随着此类建筑的出现，客厅装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与此前七夕花会的唐物装饰形式全然不同。为了与新的客厅装饰相符合，插花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由此产生的新的插花模式就是“立花”。初期的立花力求“心”（主枝）与“下草（草本花卉）”的平衡与协调，没有设定役枝。插的顺序为先插“心”，然后从右至左添加“下草”，“心”为松枝，高度是瓶高的1.5倍，“下草”取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花材插作成直立的样式，意为竖立着的花。

    这一时期有两部重要的插花专著问世：一为《仙传抄》，手抄本，原文完成的时间及作者不详，1445年自富阿弥开始秘传，1536年传至池坊专应，后遂风行于世。书中将立花的各枝分别用“天长地久、诸佛来临、诸佛列座、寿命长远、主君安全、富贵自在、众人爱敬”来表示；将花型比喻为“出山之释迦”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心”，体现出与佛同心的境界。另一本书是《池坊专应口传》，问世于1542年，此书首次建立了日本插花艺术的理论体系，书中写道：“赏花之人见草木而敞心扉，感受春秋之悲，不惟呈现一时之兴，于飞花落叶之风前，获悉醒悟之种。”“一流的插花，是善于表现野山水边花草的自然姿态……以小水尺树，呈江山万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本书里都能看到中国插花的影响。如《仙传抄》中有关“唐样花（中国插花）”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桥（阶梯）之花事”、“柱花瓶之事”、“横梁（梁柱）之花”等，与《清异录》中所记录的李后主在家中窗、柱、阶梯等地方，以壶、筒等插花装饰基本类似，这正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将中国插花艺术传播回国的结果。

　　袁宏道《瓶史》与文人花

　　进入安土桃山（1573～1603年）、江户时期（1603～1868年），“立花”发展成为更具日本民族特色的“立华”。“立华”具有严谨的基本花型。以七、九枝为骨架，花脚聚集如圆柱，各枝条的位置和伸展方向都有一定的顺序，不可前后倒置，每一枝都有具体的含义、规定的花材与固有的位置，且每一种花型都有固定的花器。在立华定型化的过程中，由于江户时期的幕府封建统治体制的确立，立华被赋予了儒教之道的象征意义。延宝元年（1673年）刊行的《替花传秘书》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等儒教道德来说明立华之道；元禄元年（1688）发行的《立华时势桩》中则规定：“心如君，六枝如臣”。将构成立华的“心”与“役枝”的搭配比作君臣主从的关系，在立华的定型化中象征性地表现了封建身份关系的固定性。但由于立华的花型过于程式化，且制作工序过于繁杂，在经过元禄时期的隆盛期之后便逐渐走向衰落。到十八世纪后期，产生了新的插花形式“生花”。生花以尊重花草的自然面目为宗旨，具有自由、清新的风格，甫一问世即风靡全日本，随之取代立华，成为日本主流的插花形式，插花中心也逐渐从京都转移到了江户（即今天的东京）。

　　江户幕府以儒教为文治之本的政策，导致一大批日本人仰慕中国文人流连“琴棋书画”、“文房清玩”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人花在日本逐渐兴起，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明朝著名文人袁宏道（袁中郎）的《瓶史》。

　　据考证，《瓶史》传入日本，缘于明朝灭亡以后归化日本的明朝遗民陈元贇与高僧元政上人的交往。两人在万治二年（1659年）结识，元政上人从元贇处阅读了《袁中郎全集》，对书中关于佛法的高明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成为日本服膺袁中郎诗文的第一人。后来元政上人在元禄九年（1695年）出版了《袁中郎全集》的刻本，其中就包括了《瓶史》。袁宏道的诗文在日本受到了江户文人们的广泛推崇，史称时人“皆慕中郎风”。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爱好插花的文人，有感于《瓶史》对花的感怀，对其进行效仿、揣摩与研究。其代表人物为钓雪野叟、望月义想、田能村竹田。

　　钓雪野叟（生年不详）擅长茶道、香道、花道，精通汉文，在接触到《瓶史》之后，受其影响于1750年发表《本朝瓶史抛入岸之波》，借中国插花之理念，诠释抛入花（抛进或掷入的插花法）的理论。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仿照《瓶史》，分大意、宜称、屏俗、择花、折枝、品具、洒露、插贮、杂事，论述抛入花之理论，下卷为33幅插花图。在讲述插２～３种花材的心得时，该书遵照明代花材搭配之原则，称“花有主、令、辅佐之分”，将花材搭配原则定为带花的植物称为主与令，没有花的植物称为辅佐，为生花的定型起到了先驱作用。

　　望月义想（1722～1804年）号梨云斋，为江户中后期花道家，在阅读袁宏道《瓶史》后，深受感染，极力仿效，将《瓶史》中的插花理念、插花方法、花材与花器的选择应用于自己的插花活动之中，创立“袁中郎流”，后改称“宏道流”。“宏道流”秉承中国文人清雅、幽寂的精神，形成了高雅脱俗的独特风格，对日本文人花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田能村竹田（1777～1853年）为江户后期文人画家，擅长诗歌、文学、书画、茶道、花道、香道。受《瓶史》影响，于1819年完成为日本文人花的经典论著《瓶花论》。该文以简洁、洗练的汉语写成，只有短短一千多字，全文仿照《瓶史》的结构，分为序、品格论、折取论、位置论、瓶论、杂论。他在“序”中写道：“余幼时好诗、嗜画，然今日爱花……花叶色香易失，时光易逝而感人世难留。”“品格论”中指出：“凡插花者必先论花之品格”，在牡丹、梅、菊之外，也不应忽视那些清淡雅丽的无名草花，因它们具有天然之真香、真色。“位置论”中讲述：“瓶中之位置分布，应尊画家写生花之法”，说明拘泥于形式的画缺乏雅致之美，表明了对插花定型化倾向的反感。“杂论”中强调：“插瓶花最重要之事乃汉诗文之学习。如六经、三史、司马相如、陶渊明……”

　　江户后期，不受形式约束且极具清高、飘逸、幽寂魅力的文人花，给当时的插花界注入了一剂清凉剂。文人花所追求的高雅格调，以及所表现的“无技巧之技巧”、“无法之法”，对明治以后的近现代日本插花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