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的清华大学冬意渐浓。

　　85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参加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感慨地说：“弹指一挥间，中国营造学社80年了。”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由朱启钤先生投资创办。北洋政府时期的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因曾支持袁世凯复辟，那时已黯然退出政坛，投资实业。在学术界一片欧风美雨中，他却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之上，其深层的意图，自然是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一开始以朱家为办公地点，后来迁至天安门内的旧朝房，内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做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方面曾想拉拢梁思成，他们以“东亚共荣协会”的名义给梁思成发去请柬，邀其参加会议。梁思成立即带领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在李庄，物资匮乏，加上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他的妻子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长期卧床不起。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还记得1945年的晚春，他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先生时的情景：“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是弱不禁风。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就是这样一个面临重重困难的民间社团，却成就斐然。在营造学社成立的短短十几年内，他们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如果没有营造学社的发现和保护，像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等珍贵建筑实例可能不会留存至今。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梁思成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写作《中国建筑史》，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学术含金量，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这当然也是营造学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以至于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学者，一提到梁氏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就要向着东方三鞠躬。

　　1946年，因为资金短缺，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到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存在不过17年的时间，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古建筑和古文物的人才，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和王世襄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80年来，众星陨落，当王世襄先生也驾鹤西去之后，中国营造学社也就只剩下了罗哲文—最后一位见证者。

　　惟一的被录取者

　　时代周报：营造学社80年了，您可算是硕果仅存的社员，也是营造学社培养的最后一批建筑学者，1940年您是怎么报考中国营造学社的？

　　罗哲文：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营造学社先在昆明呆了一年，然后迁往四川。

　　1940年，营造学社就到了我的家乡宜宾，同济大学开始招生，机关招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学徒，登报招考。当时我考了好几个地方。营造学社和我的兴趣爱好还比较接近，我原来就喜欢工业技术、画画、艺术，就去了营造学社。那时的营造学社人也很少，算上家属也就10多个人。他们也招一些临时人员，比如同济大学招勤工俭学人员。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做古建筑研究，一晃59年了。

　　时代周报：据说您是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考一些什么样的科目？

　　罗哲文：在一个大课堂里考，和面试差不多，一个一个谈。当时考的大概有几十个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除了面谈之外，也考美术，让我看着对面的塔画张画。另外还叫我写了一张纸的字。我估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培养前途，就吸收了我。

　　时代周报：在营造学社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查》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

　　罗哲文：是的，帮他抄写，画一些简单的图（法式图和文献图），这是临时的任务，大概有半年时间，就结束了。后来梁思成先生看到我画的图，觉得我还不错，于是把我叫到法式组，练习画图、练习测绘。1940-1946年，我用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学会了古建筑的测绘，基本功算是打好了。营造学社是当时国内惟一的古建筑研究机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建筑之外的课程一般自学，但有些课程也会来教你，比如外语。林徽因先生的外语好，但她只能躺在病榻上教我们。

　　艰难的营造学社

　　时代周报：梁先生、林徽因先生去山西测绘，您也去了吗？王世襄先生刚刚去世了，他也是营造学社的社员，当时你们是不是也在一起？

　　罗哲文：我没有和梁先生、林先生去山西，他们去测绘佛光寺等唐代建筑是在抗战前。他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北平已经沦陷了，知道之后赶快回来，回来实际上也是流亡，先到长沙，长沙沦陷后1939年到昆明，最后到四川。

　　不过我在李庄也参加测绘，比如测绘了松墓和悬罗殿。松墓是我和王世襄一起去的，我画的图，他写的报告。他们都比我年纪大，王世襄是研究生，他们的文化都比我强，所以我就测绘画图，比较少写报告。当时我还帮刘致平测过民居。

　　时代周报：在李庄，当时条件是不是很艰苦？

　　罗哲文：那当然。李庄是农村，当时都没有电灯，晚上点个煤油灯，但还能做一些工作，工作主要还是在白天。物价也在涨，医药也很短缺。当时的同济大学是著名的医学院，但也是药物短缺，以至于像肺病这样的常见疾病在当时几乎就成了绝症。林徽因先生一直是肺病，躺在床上，没有特效药医治。梁思成先生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是肺病，50年代就去世了，岁数都不大，40来岁，跟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时代周报：营造学社是怎么停办的？是因为经费问题吗？

　　罗哲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北平。梁先生觉得，像以前这样的招考方式招不到几个年轻人，古建筑的保护研究工作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应该还是学校培养。此外，营造学社回来后如何继续都是个问题，因为学社的社长在抗战时期去世了。于是，梁先生就到清华办建筑系，他从清华出来，清华也欢迎他去清华当教授。营造学社到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停止工作了。

　　梁先生到了清华之后，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考察工作，成立了研究所。营造学社和建筑系在清华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但是有两个牌子。当时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不可能再去调查，另外教学任务也很重，所以46年之后就没有进行过太多调查研究了。

　　解放之后，营造学社是个私人机构，要重新登记，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没有登记，事实上就不存在了。营造学社原来的人都分散到各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另外的人则到各种研究机构去工作。

　　古建筑要为民所用

　　时代周报：批判营造学社是在梁思成先生反对拆除北京老城墙之前还是之后？

　　罗哲文：对营造学社没有批判，批判的是梁思成先生本人。营造学社不牵涉什么政治问题，它只是调查古建筑，然后写成调查报告而已。

　　1954-1955年批判大屋顶、批判复古主义，说模仿古建筑是浪费。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梁先生的批判起码不是很准确。梁先生并不是说反对新建筑，他本身学的就是新建筑，他也不是说都要复古，他提倡传统、要继承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形式当然有大屋顶，但民族形式并不都是大屋顶。其实他还是主张现代化，他从美国回来教学，传授的都是当时最新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并不主张守旧复古。

　　时代周报：当时对梁先生以及其他建筑学者的批判方式粗暴吗？

　　罗哲文：还不是太粗暴，那不像“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写文章批判。虽然很多人的文章并不实事求是，但没有武斗。这次批判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反右的风暴他就躲过了，因为他反右时他就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时代周报：拆除北京老城墙时梁先生流泪的故事是真的吗？

　　罗哲文：对于北京老城墙、老牌楼，梁先生的感情很深，他当时提出北京应该全面保护。他并没有说一切都不动，这并不是他的意思。他保护古建筑，还有一个特点是主张古建筑要为民所用。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1953年有一次讨论古建筑的会议我都参加了，他也不是一点不让步，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新的建设需要拆的，也可以拆。他不是提出一个新北京的方案吗？将北京分成旧城与新城，新的机关、工厂主要在新城，这就不会对老城区造成太大的破坏，这是意大利保护罗马的经验，如果这个方案能被采纳，那当然能更好地保护老北京。

　　真要保护北京，我也觉得这是个最佳的方案。现在也是，真要保护，还得建新城区，就像平遥、丽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