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融合的思想，起源于2500年前的中国。与此相反，西方人则视“上帝创造人”是起支配自然用的。因而在各自的园林设计和艺术思想中表达了不同的观念。

　　几个世纪来，日本与中国在同一领域内是齐头并进的。到13世纪，蒙占帝国打开了东西方的交流。马可波罗等将东方的科学艺术带进了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在17世纪葡萄牙人兴起航海，各国航海家将东方园林思想涓涓细流注入欧洲遂形成巨潮。它唤起了法国、英国对自然的认识，并导致了英国自然式学派的产生。自然式学派运动扩展到美国，使国家公园运动蓬勃发展，从而使园林学作为一门专业而诞生。曾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最精美的东方庭园，当今，在中国已大部分绝迹了，①但在日本仍有保留。我们在此次国际造园家联盟第23次大会上能对其作一番研究，应该是一种荣幸。

　　古代的园林意识是早于文明人的诞生。数万年前，当人类尚没有建筑及园林学时，已能够对风景有了认识，表示自然建设属于人类。原始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选择以人注目的自然景点作为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仪式聚会地。

　　早期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曾以这种生活方式生存下来。在澳大利业西北部，许多风景优美雄伟挺拔的河谷悬崖、岩石山岭上，可以看到土著居民铭刻的壁画；表现了他们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

　　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家、作家罗塞尔·德顿斯德尔男爵(Sir Russell Drysdale)这样描述了其中一个胜地——美术馆山(Gallery Hill):

　　“那花岗岩，为自然所风化，保持着奇特的状态和韵致，象建筑物一样，突兀在平原之上。重重叠叠的岩石上，雕刻着图腾群象，对实际生活，特别地作了现实主义的解释……这一地方具有(法国)夏特勒(Chartres)的特质。但这里没有音乐，只有宁静。这些美术画廊永远静静地矗立于风与沙漠气候之中。”

　　土著居民将皮尔巴拉.(Pilbara)的金字塔山(Pyramid Hill)建成为神圣的场所，把描述他们生活的壁画，来装饰山顶。原始人所具备的先天的环境景观意识，为他们下一步驯化动植物做好了准备，这是他们变革生活方式的一个步骤。这一步又为文明化奠定了基础。

　　人类所创造的首批文明应追溯到5000年前。埃及的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产生于北非尼罗河狭长的半封闭河谷之中，那里包括些泛滥的平原。

　　埃及人也有他们的金字塔，但那是人工建造的山。它是引人注目地雄踞于尼罗河平坦的原野上埃及人是热情的园林建设者。大约公元前1400年，占埃及的法老阿门霍特三世(Phaoah　AmenhotepⅢ)建造的庭园中，一个杰出的方案至今犹存。

　　由于炎热干燥的气候和有限的降雨，埃及的庭园需要持续不断的灌溉。这使庭园的规划规范化，从而它们给人以强烈的规则感。葡萄占据了花园的中心区域，修剪的枝蔓在宽大的长方形花架上蔓延。不少典雅的池塘也是长方形的，有睡莲点缀其间。棕榈和其它树木栽种成林荫道，各种树巧妙地交错在一起。主要建筑座落在葡萄架后的中心地带，它的两侧各有一座花园凉亭。全局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封闭式花园，它既有一定功能，又美丽优雅。乔木、棕榈和灌木有海枣、无花果、石榴、葡萄及各种花卉等。池塘用于灌溉和养鱼，并为餐桌提供了水禽。

　　法老们还建造了庄严的庙宇。但在这巨大而辉煌的事业中，他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相联系的渊源。如树木，因有巨大的华冠覆盖，曾在一部伟大的田园交响诗内成为主题，从而一度成为受到人类极大崇敬的形象；却在埃及建筑艺术中变成人工培养的矫揉造作的从属材料。古罗马人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多数国家后，进步发展了他们所继承的埃及人及其禽居波斯人的园林传统。罗马园林具有规则式的和建筑式的特点。虽然没有一座庭园保存下来，但意大利蒂沃利(Tivoli)附近哈德连别墅(Hadrian′s Villa)内重修的尼庐(Nilus)和柱廊，向我们提供了这些园林的大致外观。占罗马人又将对自然的征服推进了新的尺度。他们崇尚的园林手法是剪技术—将树木和较小植物全剪成几何图形和动物形态。英格兰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eland)的利文斯大厅(Levens Hall)是现存杰出的古典剪技术的翻版。

　　在这些早期的西方园林中，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感到是处于自然形态的。岩石被雕刻成建筑的形式，水存在长方形或圆形的池中，而灌木和乔木则被修剪成人所构想的形状。

　　以上这种方式盛行于欧洲庭园，直到18世纪才渐衰落。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与此同时，在东方世界，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到公元前224年，修建万里长城的中国始皇帝在咸阳也修建了名为上林苑的大园林。100年后汉朝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描述了它。诗歌热情地回顾了园中美丽的山川岛屿岩石。它兴高采烈地描绘了布局不拘泥刻板、生长自然的乔木、灌木和开花植物，对它们的叶子、质地、大小、颜色和香气，充满了喜爱之情。辞赋家还以特别的兴致介绍了园中对水的利用，对它们所采用的形式:变化灵活的河流、湖泊、蜿蜒的溪流以及自然的和人工的瀑布。

　　我们有一幅与该作者同时代的庭园林苑的图画。画中，汉帝及其大巨正在观看龙舟，在人造“海”中游划。园林中的湖泊、岛屿和矮树林环抱着自然环境而又将自身包含在这一环境之中，只有宫殿、亭台和曲桥构成几何形体，但又令人赏心悦目地与自然式的园景融为一体。只有环境的轮廊线形成了唯一的封闭体，因而们可远眺至尽头地平线。

　　几个世纪内，这种大规模的皇家庭园持续地建造着。18世纪，乾隆皇帝建造名为圆明园的著名园林。园中一座座小山，一弯弯大湖(中国人称之为“海”，使园林占地极广。古代传说故事运用于园林的建造。名画和风景胜地被设计得借用以获取灵感，特意揉进了园林的蓝图。尽管园林显现出一派不规整的自然几情，但风光全由人造。造湖所挖氙出的土方又用来建造岛屿小山。乾隆帝使人画出40景，以纪念园林的落成。在中国朝廷工作的耶稣会成员将一套复制品送回法国。这是一件幸事；因为19世纪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率领的英法军队毁坏了圆明园。在这一园林的某些较小庭院中，乔木和灌木是精心整形的。但这一作法是不规整的，即植物仍保持其自然形态。不规则的水成岩被作为山石雕塑而引入园林，中国人对此十分喜爱。

　　耶稣纪元时，佛教传入中国。它的人与自然，和自然景观相和谐统一的思想，与中国早期庭园的特征相同，因而中国园林吸收了这一新的刺激剂。最广为流传的Amida教派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从而鼓励享受和欣赏自然美景。慧远(公元334—417)因将佛教传入中国而受到敬重。他在华中地区庐山的寺院中创建了白莲社。他并因其高质量的园林设计而闻名于世。

　　白莲社各教派的诗人、画家和园林设计家受到鼓励去交换观点发展新思想。该教成员谢灵运在他的诗里表现出了这些思想。在他的一位挚友去世后，他写道:

    ……我知道天已破晓，

　　尽管阳光尚未接触这阴影中的山谷，

　　云彩开始环绕着山峰聚集，

　　露珠仍在花上闪闪发光，

　　我沿着河边蜿蜒曲折路逶迤前进，

　　然后高高地爬上了悬崖峭壁中，

　　高擎着斗蓬人在大山的激流中跋涉，

　　随后又竭尽全力攀上了更高的木桥。

　　脚下，河中的小岛在旋转跳荡，

　　但我喜爱追逐弯弯曲曲的流水，

　　水萍浮荡在混浊的深水中，

　　芦苇和香蒲泻的露根枝清清浅水覆盖。

　　我站在岩石上从飞泻的瀑布中取水饮用，

　　我折下树摘取一卷卷的树叶……

　　用手中的一束兰花我悲悼失却的友谊，

　　我折断芦苇，却无人听我倾叶感情。

　　敏感的心随处都找到了美景，

　　但现在却能与谁探讨这些精巧微妙？

　　当我观看这一切时，人类的世界消逝了，

　　在启迪的闪光中，一切从我身上落下。

　　这首诗写于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gueror)侵占不列颠之前的600年间。

　　谢灵运是庭园设计家，也是个诗人。他和同伴们表达了对庭园自然美景的热爱，他们将庭园与动植物结合在一起。

　　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中国与岛国日本已开拓断断续续地联系发展了。6世纪中叶，佛教通过朝鲜传人日本，被广泛接受并激起了文化活动的浪潮，从而日本受到中国朝庭在生活和对自然的态度等各方面的强烈影响。结果，在多好世纪中，中国的园林设计和庭园艺术在平行发展。这同世界的另一边，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哥特建筑和庄严雄伟的大教堂平行发展的情况极其相似。

　　从13世纪开始，中国遭受外来侵略。首先是蒙古人，而后是西方列强的贸易渗透及至最终的强权操纵。其结果，上述的许多风景园林消失了。但相比之下，日本却没有受到这些干扰。由于这个原因，为了继续我们对东方园林美学发展的探讨，我们需要将话题转移到日本。

　　在日本的古都奈良，我们可以研究7世纪遗留下的最精美的佛教寺庙唐招提寺(Horyuji)。当时杰出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对唐招提寺作了如下的评价:

　　“只有掌握了高超的设计技能，才能在中心地区的对称环境中建造起对称的建筑群。”

　　我还想附加这样的评语:建筑群与环绕且蜿蜒穿行其旁的松树二者之间的对比衬托，也反映出对园林设计高超技能的掌握。我们应在大会的参观学习中有机会观看和欣赏这一杰作。

　　中国和日本大师对园林设计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对暴露和覆盖区域，开阔和封闭空间，规整自然式形状和轮廊之间关系的掌握。他们一贯注意克服由于几何结构对自然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压力。而我们西方在20世纪才开始完全理解这一问题。

　　到12世纪日本园林设计者已成为创造美丽灵活的户外空间的大师。京都现存最早的园林——岁暮寺(Saihoji)，便产生于这个时期。

　　岁暮寺的下沉式花园有一片苔藓草坪令人神往，一片优雅的枫树林勾勒出草坪的轮廊线。枫树那修长的暗色树干，似乎在微波涟漪的苔藓表层翩翩起舞。那松软、翠绿的苔藓覆盖地面，缓缓落入小小的不规则的湖泊之中。苔藓有闪闪的亮绿，网眼状地衣呈柔和的淡绿，枫叶呈半透明的嫩绿明镜般的湖面折射出深厚的深相互交织成一片绿彩色的图画。秋天，叶骤然变成灿烂的红色最引人入胜。但是痕迹是一座质朴的小桥，把游人引向一座岛屿。

　　岁暮寺的高处是著名的“枯瀑布”。瀑布中的岩石被十分巧妙地搭配起来，以致十分难以辨认出它们是由人工加以堆砌的。在岁暮寺背后的灵感塔乃是Amida教派的天堂。

　　佛教的另一教派为禅宗(Zen)。除强调建园需要各种技巧外，禅宗创异自发的灵感“一瞬间的领悟”置于主要的位置。往往安静默祷是获得这一灵感的条件。日本禅宗派最著名的园林也是座落在京都的竜安寺(Ryoanji)。它由安放在粗糙的白沙上的15块岩石组成，它们几乎与砾石融为一体。它是作为默祷的主体而被构想并创造的，因而除了心灵以外，其它是不能进入的。对一位敏感的观察者，竜安寺岩石布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挡的，它是抽象园林设计的杰出代表作，产生于15世纪。

　　京都另一精巧的沙石庭园，位于大审院(Daisen-in)的庭院内。它不太抽象。尽管它的规模小，灵感的源泉却十分清楚:它与遍布中国西部的险峻的园林山地相同。而它又给予宋朝园林画家以灵感。对世界其它地区影响最大的东方园林如京都附近的Katsura天皇行官，恐系其中最负盛名者。它建于17世纪，保持了美丽的原貌。

　　因创办建筑学院而闻名的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连同Kenzo Tangue和Yasuhiro　Lshimoto，曾著书时Katsura作了精辟的分析。那是一座散步花园，游步道环绕着一片不规整的湖泊和一些岛屿设计。花园的骤焦点是别墅，由三个书院(Shoin)的相联接的部分所构成。有轻巧可移的围屏拦挡住别墅。因此，在适合的天气，别墅可完完全全向庭院开放。当游人在院中漫步时，从深远而强烈的林中空地到广阔而又隐蔽的水上岩石，景色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朴素的茶亭供人们歇憩和欣赏风光，当跨过一座小桥，踏上较大的岛屿，游人可穿过松柏林向高处攀登。湖岸的线条被精心排列的大卵石所夸张，砾石和阶石铺装的园路，能适应在任何天气下行走。虽然Katsura蕴含有广泛的情趣，如各种岩石布局，但总体设计却维护了全园的统一性。

　　在江户(Edo)时期，上园(Gomizunoo)(1590—1680)天皇在京都郊外建造了修学院(ShugaKu-in)。从升高的入口处，看主要园林的风光，是现存园林借景最好实例。将周围和远处的景观，在视觉上作为园林组成部分实现。修学院也是一个散步花园。当你环湖漫步时，迷人的乔木、灌木、开阔草坪与河湖布局，渐次地向你展开。

　　江户时期在东京还有两座杰出的散步庭园。一是后乐园(Koraku-en)，环湖园路的设计是为了唤起对日本与中国风景胜地的回忆。一是陆外苑(RiKugi-en)，也布有一片湖泊和几个岛屿。挖湖堆成了小山。从山上看广阔的湖泊、岛屿、草坪尽收眼底。园中有两座石拱桥横跨溪流。桥上没有栏杆，使人的目光越过小桥，引向石头美丽姿质和布局。

　　在这些庭院内涉水过河时，汀步常被用来取代小桥，也同样微妙地将参观者的注意力引向天然石头有趣的形式和布局。

　　现在我想回到欧洲，追溯我们所研讨的东方庭园艺术和园林美学是如何影响世界其它地区的园林设计和环境美化实践工作的。

　　欧洲与中国的首次交往发生于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早在公元9世纪，当时西方的强权统治者回教已与中国建立了十分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强烈地影响了伊斯兰(常称作波斯)的绘画、插图、诗歌、刺绣、陶瓷和造园。通过贸易，也通过战争，这些文化传入欧洲，使其对中国物品，尤其是丝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直到13世纪，即中世纪后期，这些来自东方的影响才落实在欧洲，以后是美洲的历史和进步中起到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北亚和部分东欧地区，创建了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帝国。成吉思汗的宗教信仰讲究极端的宽容性。他鼓励基督教传教士参与他的朝政并使商人在他帝国境内的旅行相对的便利。马可·波罗和许许多多基督教士长期在中国逗留，然后将东方思想带回欧洲，以促进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交流的是大举改革了的文学、军事、制造业和航海术。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个名人比这些机械发明对人类的事物产生过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从园林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绘画灵感。宋朝的山水画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精美的绘画作品，在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前达到了顶峰。随后成为马可·波罗和传教士们随意取用的物品。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杰出的风景画家齐凡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的作品最鲜明地表示了这一活动对欧洲绘画的影响。在他的《圣弗朗西斯在狂喜中》(ST.Francis in Ecstary)中，垂直耸立的岩石群，象长满竹叶一样伸展的灌乔木，以及画面中园林构图的一般神韵，很明显地来源于中国。达·芬奇的(Leonardi da Vinei′s)岩石圣母(Madonna of the　Rocks′)接受了相似的灵感。诗人W·B·耶茨(yeat)对这些园林的特质写下了精美的赞辞:

　　将15世纪意大利的文学与艺术(Quatro　cento)入画，

　　配以上帝和圣人的背景。

　　灵魂在这些园林里安息，

　　极目所见，

　　是花草和无云的蓝天。

　　当初醒的人闪仍然依恋他们的梦时，

　　难于辨认那些是画境还是实境。

　　……

　　当酣梦苏醒。

　　卡尔贝特(Calbert)和威尔逊(uilson)，布莱克(Blake)和克洛德(Claude)

　　为上帝的子民准备了眠床。

　　朝圣者的格言，但随后是

　　混乱落在我们的思想上。

　　诗中所提的克洛德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是法国风景园林运动即将发展时，起促进作用的最有影响的风景画家。

　　当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航海家与东方建立起了海上贸易时，东方观点涌向欧洲的潮流才成为名实相符的巨澜。

　　理智的骚动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在意大利为反改革运动所阻)，而后，又于17世纪转向法国。人们开始怀疑天启宗教的优点。从中国回来的传道士传入法国的庄子新哲学思想激奋着学者们。他们发现中国“天人合一”的概念极富激励性。欧洲人的注意力转向自然美及其统一性，他们对每一种生长和开花的植物逐渐产生了新的热情。

　　法国画家克洛德和普森(Poussin)成为这一对“自然”新觉醒的成员，他们前往意大利向风景画大师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学习。不久，他们在作画中将风景美作为最重要的主题。

　　造园家也在此运动中迅速突起并平分秋色。对于从中国和日本传入的东方屏风、瓷器和漆器上所描绘的惹人喜爱的自然式园林布局，同样表现了热情。对这些物品的喜爱。在法国朝廷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最著名的花园，包括圆明园，也通过直接图展的方式为大众所熟悉。造园家开始把这些“不规则布局”的观点运用于自己的庭院中。名“Ferme ornee”农庄的不规则的乡村园林农场，受到大众的喜爱。

　　这一运动成为英国有土地的绅士的一种时髦活动。伯林厄姆(Burlingham)伯爵在奇西克(Chiswick)他的庭园里采用了新的方案。起初庭园的曲线十分生硬勉强，但它们渐渐地变得更为优雅自然。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和家庭美术教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改行而成为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家。两人在伯林厄姆伯爵的资助下，在若申姆(Rousham)为多默将军(Genenl　Dermer)创建了一座更为成功的大型公园。树木大部分均用自然式配植，将一条蜿蜒的自然溪流加入了总体构图。

　　在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斯托(Stowe，怀康特·科巴姆(Viscount Cobham)聘用肯特(Kent)创造了一座拥有溪流、湖泊、开阔的草地和森林的优秀的新式园林。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在斯托作为园林助理与肯特合作。他很快成为设计的内行，在斯托园林最后定型(其形式一现存的极其相似)时起了重要作用。

　　肯特去世后，“本领最强的布朗”成为职业的风景设计家和造园家继续从业。他的实践活动不久遍布整个英格兰地区。正因如此，当请求他去爱尔兰帮助一位爱尔兰贵族设计他的地产时，他回答说:“我必须首先完成英格兰的工作。”

　　亨利·霍尔(Henrg Hare)是富有的银行家，跻身于天才的的业余爱好者之列。他在斯托尔河源头(Stourhead)建造了优秀的自然式(散步)园林(“Stroll”garden)。这一庭园的建造完全独立于庄园住宅。主要的散步路径环绕着一片不规则的然而令人心旷神怡的湖泊，它是拦截斯陶尔河(River stour)形成的。它模仿后乐园(Koraku-en)和陆外苑，但又设计了如同18世纪的Aenead的园路的表现形式很多。园中还建造了一座光贤祠和一座花神庙，使园林臻于完美。霍尔对克劳德(Claude)和普桑(Poussin)的绘画十分崇拜。他的庭园是当今英格兰最美丽的苑园之一，目前由国家拖拉斯管理。

　　汉弗莱·雷普顿(Humphrey Repton)继“本领高强的布朗”之后而成为英格兰杰出的职业园林设计家。他发展了国家学派的学说和实践。

　　在19世纪，约瑟夫·帕克思顿(Joseph　Paxton)创建了一系列精美的城市公园，因而将这一运动推向城市。随后，这一运动又以“英中艺术风格”而向欧洲大陆回流。

　　19世纪中叶。自然式园运动由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其他人传入美洲，并以“英国园林学派”而闻名。这一称呼也更为确切，这是对英国园林设计家和理论家，在自然式园林设计上巨大贡献的恰如其分的赞颂。唐宁过早去世，他的朋友和同事布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继续了他的工作。

　　奥姆斯特德成年后，先是当农夫。但他从童年时期起，就对自然的美深感兴趣。他泛游欧美两大洲，不断研究各种公园、庭园和自然景物。他的农耕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在纽约任公职两年内受到“情不投意不合的限制”。之后，他作为一名普通水手航海到中国。返美后，他谋取以纽约新的中央公园管理员的职务。在与卡尔瓦特·沃斯克-唐宁带到纽约的建筑家的合作中，他设计的中央公园获得成功。奥姆斯特德的杰作是中央公园。在该园，他所处理的湖滩使人们更多联想到东方而非欧洲。他为中央公园和横跨哈得逊河(the Hudsin)的期望公园(Prospect Park)所设计的瀑布，也同样体现了这种影响。奥姆斯特德领导了全美的园林运动。这一运动在大片新开发的土地上，在那无边无垠的开阔空间中蓬勃发展。奥姆斯特德是我们这一领域中的贝多芬，他也是第一个使用“园林”(Landscap architect)称谓的人。到1903年他去世时，他和同事们所完成的设计从纽约扩展到旧金山，从蒙特利尔(Montreal)到新奥尔良(New　or leans)的北美大陆土地上。在遍及全美而后世界其它地区的国家公园运动中，他是重要的先锋，对于保护我们地球上一些美好的自然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出现了一般新的持续不断的对东方风景设计和园林艺术发生兴趣和热情的浪潮。这般浪潮汹涌澎湃地汇骤到日本。19世纪西方世界“发现”了日本的绘画艺术，因而，在这般浪潮后，日本艺术对法国绘画的影响又形成一个波澜。日本对20世纪风景设计和园林艺术的这一影响一直在扩大并涉及到许多领域。我们所有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无不受到这一影响，只不过有时可能是无意识的或不直接的而已。

　　没有我们从中国、日本几千年的园林中所承袭的灵感，就不以构想出弗兰克·劳埃德·顿特(Frank　Lloyd Wright)“瀑布”。顿特热爱日本，而他在“瀑布”中结合了建筑、自然岩石、河流和树木所构成的杰作，可能是永难超越的。

　　我不知托马斯·丘奇(Themas Church)是否去过日本。但到他创建索诺马(Sonoma)的著名花园时，他已不必专程去日本研究东方园林艺术。因为从19世纪后半期，大批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丘奇在索诺马对岩石、植物和苔藓群落环境(在那里转变为草地)的布局令人感到赏心悦目。这一布局显然受到日本园林原型灵感的激励。

　　Sasaki对密执安洲内的厄普约翰(Upiohh)行政大楼入口处的处理，使配有一片规整的长方形湖泊，湖中的岛屿上栽种着美国白桦，它又以地穴中的沙滩花园作为陪衬。这是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实例。

　　西方另一些杰出的园林典范是:彼得·谢泼德(Peter Shephearl)在伦敦南方展览会的“房屋花园饭店”中所设计的带有岩石布局的水上花园，以及在瑞士苏黎士(Zurich)湖边，受东方的启发，沿湖岸所布置的的岩石、步石和被湖水冲刷的卵石。对于后者，你们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

　　当代西方的实例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表示欣慰的是，自很久以前，东方自然哲学、风景设计和园林艺术的精华主体部分已经传给了我们。我们所讨论的超群的园林典范都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大会之后旅行中，我们将荣幸地去观看它们，检验它们并欣赏它们。

　　正如大会主旨所说，发现我们的传统及其特殊的价值，使其不再“一段时间后冻结”，而使其继续成为我们工作中活生生的灵感，并帮助我们生动地表达在当代园林建设中，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作者在日本召开国际造园家联盟(EFLA)第二十三次大会上的报告。

　　译自“XXII IIFLA World Congress Japan 27　May-1 June 1985 Proceedings”

　　①注:指北京的圆明园、开封的艮岳等已全毁，及大部被毁的中国古代名园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