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平（1909-1995），字果道，辽宁铁岭人。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是建筑系第一班学生。那时，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教授有童寯、陈植、林徽因、谭垣、蔡方荫等。“九·一八”事变时，他是三年级学生，随校逃亡关内，转入中央大学插班念建筑系，1932年毕业。1933年流亡到上海，被陈植、童寯老师收留在华盖建筑设计事务所。当时，因为是流亡学生，工资仅只20块银元。应该说，这还是有陈、童二位老师的照顾，否则，连栖身之处也找不到，毕业就是失业。20块银元显然只够糊口。据知，“九·一八”以前在沈阳，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是35块银元。这么对比，即可知20银元，确实是少得可怜。1934年，经刘福泰（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介绍，到浙江省风景整理委员会任建筑师。1935年，经梁思成先生推荐，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为社员，并始任法式助理，直到1943年。

　　1934年到1945年，刘老在调查研究和设计方面的主要工作有：测绘杭州六和塔并做修复设计；协助梁思成绘制《清式部工程做法》补图并撰写文字说明；调查研究河北沧州古建筑；做河北正定隆兴寺及赵州大石桥修复设计；调查研究北京北海静心斋和恭王府；调查研究云南、四川民居；撰写四川广汉县志中城市建设和建筑篇章等。

　　刘老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辑》（共10辑，由刘致平编篆，梁思成主编）、《云南一颗印》、《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伊斯兰建筑》等。

　　刘老对云南、四川民居的调查研究，撰写广汉县志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从抗战前即开始研究伊斯兰建筑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几十年不辞辛劳跑遍了有关地区，潜心研究，终于写出了《伊斯兰建筑》一书，这也是一件前无古人的研究成果。

　　我国地面上尚存的古代建筑多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食宿困难。抗战前，尤其是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做调查研究，实地测绘，其艰苦是我们今天青年人很难想象的。那时，物质生活上的艰苦，被挺过来了；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的新成果，无疑给当时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少愉悦和满足。

　　纵观刘老的一生，“文革”那10年才是他最难熬的。“文革”期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恰是刘老每天挨批的时候。记得是冬天，几乎每天下午都轮到他在小会上挨批。被批判了一下午，有时还是站在办公室中间接受批判，他仍坚持去西直门拆城现场观察个把小时再回家。严冬，一位热爱古建筑、研究古建筑的老专家，孤零零一个人伫立在彩旗飘扬的“破四旧”的工地上，他想的是什么，他心底的苦楚，他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当有人请教他，报上说西直门城楼里挖出的是元代和义门瓮城城门，根据是什么，是否可能是别的朝代的？他肯定地说，是元代遗物，没错，根据是砖的尺寸和发碹的做法等等。又问，北京城门楼被拆光了，在拆其他城门楼时是否也曾发现过类似的小城门？他说，这也难说，工人不懂，没准儿一股脑儿地都给拆了，谁也不知道。这时那人警觉起来，告诉他，这话只能咱俩在这里说说，千万不要对别人讲，不然又要批你诬蔑工人阶级了。他用手捂着嘴，莞尔一笑了之。

　　那时，造反派批他顽固不化，政治思想落后。我倒是见过他读过的马列著作和毛著。他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且有眉批。我还看过他读过的《毛选》，那上边眉批更多。他读政治书籍，也像做学问一样，确实是认认真真的。造反派抓住他眉批的一句话“我以为，放下屠刀是可以立地成佛的”没完没了地批，他始终未认错。有一次，他站在办公室中间说：“容我想一想好不好？”想了一阵子，他依然说：“我以为，我是对的！”弄得造反派也无可奈何，纠缠到5点半下班，不得不草率收兵。

　　1970年初冬，去干校前夕，我到他住处看他。我真真地没料到，中国少有的古建专家，竟一个人住在又低又矮又暗又潮的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据说，在他搬进以前是一间公用厨房），三面墙上挂有冰霜，一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还有一面小窗子，各挂了一块透明的塑料布。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三屉桌、一个书架，可能还有一个装衣服的柜子。只有书桌上方墙上挂着一幅他早年画的北海静心斋钢笔画熠熠发光，使这间小黑屋有些生气。据说，梁思成十分欣赏刘老的徒手画，并说过，刘致平比我画得好。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我经常看见他下班后到开水房打两暖瓶开水，夹着几个面包回家。原以为，这是第二天的早点，他却说，这是晚餐加早点。那时，他独身一人生活，嫌做饭麻烦，经常是开水加面包果腹。我还几次奉劝他，长此下去，身体要拖垮。他告诉我，已经得了胃病。后来，到90年代初又听郭湖生教授说，刘老已卧床不起，口齿不清，听力也差。

　　建筑学界圈里的人都一致公认，刘老治学严谨、执着，一生清刚耿直，不慕荣利。他的一生所依赖的是学问、能力和人格。在他的一生中，既没有权势关系可以依赖，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可以依存，更从来没有学会阿谀奉承。

　　虽然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刘老已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教授，直到80多岁病逝，并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留给后人的那些学术著作都是用之不竭的遗产。

　　此外，他还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份宝贵遗产，是他生前写下的读书笔记和藏书（上面有不少眉批）。前些年，外国古建研究部门欲收购刘老的笔记和藏书，被他女儿刘进回绝了，以为还是留在祖国好。意外的是，刘进去年病逝，听说华中理工大学欲收藏，不知为啥竟未果。但愿刘老的这份宝贵遗产，别流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