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温馨记忆：徐志摩陆小曼寓所

1924年4月来上海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其行程仿佛要私人化得多，并没有惊动多少人，其行程也更具浓郁的文化和宗教气息。

上海各界代表和英美人士约1200多人，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为诗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场门口用松柏树枝粘连而成“欢迎”两字，内部四壁悬挂着中国古画以及用松柏交叉做成的彩条和彩球，主席台上也用同样的方法织成“欢迎”两字，台前则摆放着十余盆鲜花。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

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了上海。他事先叮嘱徐志摩，这次来沪只是朋友间的私访，不要对媒体通报，且一定要求住在徐家。故诗人的身影，连上海的《申报》都看不到一丝的踪迹。

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不久，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虽然这处三层楼的房子，陆小曼“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泰戈尔看了却十分满意，还不愿住他们特意布置的一间印度式小房间，倒要睡他们的“那顶有红帐子的床”。有三天时间，泰戈尔只在徐家与志摩夫妇谈诗，还专门为陆小曼吟诵了几首新诗。后来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一文中写道：“虽然住的时间并不长，可是我们3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热了。”

是年6月，诗人访欧归来，第三次到上海，想不到他再次住进了徐志摩的家里。或许是年华老去，或者是他预料不会再来，回国前，泰戈尔拿出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深情地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中国京剧倾倒喜剧大师：共舞台、新光大戏院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时，就与卓别林结为莫逆之交。时隔6年后，卓别林来到了上海，而且在3个月内两度登陆上海。实际上，卓别林这次来上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梅兰芳会面，观赏中国的京剧表演。

那天在国际饭店共进晚餐时，卓别林向梅兰芳提出想看京剧，梅兰芳自然一口答应。但当晚梅兰芳自己没有演出，考虑了一会儿，梅陪同他去了共舞台，看当时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

梅兰芳、卓别林他们进场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卓别林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后面梅兰芳还安排看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卓别林不等散场，便悄悄离开。

新光大戏院，即今新光电影院，在大马路南京路后面不远，4层楼高，有点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卓别林一行进场时，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马连良德大段西皮唱腔。听说梅兰芳陪着卓别林来看戏，观众都起立，热烈鼓掌，卓别林也招手致意。找到座位后，梅兰芳与卓别林悄悄坐下，台下复归寂静，卓别林立即也被马连良的表演所吸引，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用右手在膝盖上轻轻击着节拍，显得十分投入。

演出完毕，卓别林在梅兰芳的陪同下，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妆，卓别林已经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在台上与马连良面对面拱手作揖，接着伸出手来，两人紧紧握手，交谈起来，这一系列难得的镜头，被眼明手快的记者抢拍下来，发表在许多杂志封面上。

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又至百乐门参加通宵舞会，直至凌晨3点才回到住所休息。在上海短短的一天逗留，又有梅兰芳的精心安排，卓别林怎么可能放弃这难得的艺术享受呢?

当年世界名人眼中的上海，如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总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他们对上海、对中国深深的喜爱和关怀，无论岁月怎么流失，总给人一份由衷的感动。（邢建榕）

摘自《世纪》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