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深的造诣，堪称艺术而无愧；在世界造园史上，它独树一帜，并对东西、方造园业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有“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这里，可以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洲为重点，扼要地介绍一些情况。

　　 1．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造园大约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一个独特的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外国早有交流。在东方，除了与中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如朝鲜、越南等早受其影响而外，隔海相邻的日本，也早就借鉴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与技术的成就。

　　 日本学术界的意见认为：日本在飞鸟时代(593—709年)以前很少园林资料，就考古发掘获得的古镜上所刻画的住宅形象来看，只在房屋附近种植一些树木。而自飞鸟、奈良时代(593—793年)起，以中国文化为主流的大陆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其造园艺术才发生了一个飞跃的进步。近年来日本出土这一时期的流杯渠残石，表明了始自晋人追求林泉归隐的“曲水流觞”这一园林内容，当时已经传到日本。

　　 或曰，在7世纪末8世纪初(飞鸟末期)，中国的道家思想以及“神仙”的说法传入日本，实际上，应远早于这个时期。这一思想明显地对其园林创作产生影响，约当9世纪初叶。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的园林作品中，即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反映。当时的御苑及贵族府邸中的所谓“池泉庭园”，便是像中国唐代的池中有山的“山池院”形式。例如日本在1086年所建造的鸟羽离宫，就是这种“神仙岛”景象的创作。这一风格盛行于桃山、江户时代（1574－1867年）。1598年所修造的被誉为桃山时代的代表作——醍醐寺三宝院庭园，即是一池三山(蓬莱、方丈、瀛洲)的做法。而至江户时代，无论是诸侯御苑、寺院园林，还是一般私家庭园中，都广泛地采用蓬岛神山的主题。不过后期岛的设置已不限于三个，而是只取其涵义，在构图上一个或多个不拘了。蓬岛神山的进一步发展，遂形成日本化的龟岛、鹤岛的形式。这一思潮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在历史上，中国造园思想的另一潮流——“佛教趣味”的造园，也是在7、8世纪之交传到日本的；而佛教思想对于其园林创作影响之深远，似乎更甚于在中国。日本的所谓“须弥山”、“九山八海石”的手法，便是这一影响的迹象。日本造园中佛教思想影响的具体化，约当平安中期(10世纪至11世纪中)。毛樾寺庭园可算是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所谓“净土园林”(按日本学者的说法)的典型作品。

　　 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渡，造园技艺也被直接、全面地介绍到日本。当时在日本的造园中，除上述蓬岛神山及“净土世界”(日本造园中对“净土”的理解，是指清净的美妙的极乐世界)的创作思潮而外，更有进一步集仿中国古制的作品出现。譬如，在平安时代模仿唐长安而规划建造的平安京城及宫苑中，就有取意周文王灵囿而创作的禁苑——“神泉苑”。

　　 中国园林艺术思潮，历来影响着日本园林的创作；在历史上，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也莫不对其创作起著作用。中国园林艺术中的佛教思想影响，虽然感染了日本平安朝的创作，然而对于其园林意境更为深刻的触动，却是在1186—1333年间——镰仓时代，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传入以后。禅宗及理学思想为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武家”所利用，由于政治上的推崇与奖励，一时遂得到极快的发展。禅宗及义理的哲学思想在日本普遍流传，深入民间而成为左右社会风尚的主导，是在1334—1573年间(室町时代)，这也正是日本造园史上的黄金时代。镰仓、室町时代日本禅僧最喜欢传诵苏东坡的“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带有浓厚禅味的自然观的诗句。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宋、明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当时日本的禅僧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禅宗及宋、明儒家思想也就成为当时日本文学艺术的主导思想。这反映在造园艺术上，不独是园林意境，甚至在具体意匠上都有显著的表现。诸如渲染深山幽谷隐居环境的松风、竹籁、流瀑等声响的借用处理，象征释迦、观音、罗汉的石峰点置，效仿摩崖造像的点景处理，以及普遍使用的三尊一组的构图章法等等皆是。

　　 随着中日两国使节、僧侣、商人逐渐频繁的来往，两国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 因之，使中国造园技艺和林泉享乐习尚，得以直接、及时地介绍到日本。如镰仓时代(当南宋时期)日本禅僧荣西再度入宋，留学四年，回国的时候，将茶及啜茗这一林泉生活习尚带回日本，这可以说是孕育后来室町时代(约当明朝中叶)茶道之风及从而产生的一次园林创作的巨大变革(“茶庭”等类的出现)的胚胎。又如，室町时代日本的造园巨匠梦窗国师开始经营天龙寺庭园，用天龙寺船与中国贸易以筹备经费，也曾将我国当时的名产及工艺品、绘画等带回日本；日本杰出的画家雪舟来中国访问留学(1467—1469年，明成化三至五年)，也都促使了明代文化的东渐。此中，特别是宋、明山水画的输入日本，予日本室町时代的画坛以很大影响。当时日本极为活跃的北宗周文派(天章周文等人所倡导)的水墨画，便是师法马远、夏珪笔意，继之又引弹宗的自然观而别开画境，从而确立了日本水墨山水画的主导画风。这对于当时日本的园林创作起着直接的作用。这一时期，日本的造园取法于山水画，甚至直接参照宋、明绘画的例子也很多。在园林景象创作中，其恬适闲逸的意境以及园中修建楼阁的作风，都可看出宋、明绘画的影响(其实自镰仓后期，在宋画的影响下，楼阁之风就逐渐兴起了)。

　　 日本学术界评论： 日本造园艺术的象征性、抽象性的所谓“缩三万里程于尺寸”的写意路数的形成，原因虽有种种，但首要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却是由中国传入的佛教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日本造园进一步发展，方有“石庭”、“枯山水”(亦称“唐山水”，即以白砂象征水的做法)之类极端写意的园林形式出现。中国唐、宋以来，文人、画家的向往自然、田园的观念，特别是宋、明儒家义理之学的自然观，反映在中国造园艺术中，作为创作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造园的发展，而且这一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图1)。迄至明朝末年，明遗臣朱舜水流亡日本(1665年)，可视为后期的又一次较为集中的影响。朱舜水在日本直到逝世的十余年间，都为当时日本的统治者以师礼相事。朱氏在日本除讲学外，多从事园林创作活动。这对于当时日本造园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极为推崇宋儒思想，重复古之风，在园林艺术中，也形成一时的风气。著名的诸侯御苑——东京“后乐园”，便是朱舜水取自《孟子·梁惠王》“贤者而后乐此”的意思而题名的(1668—1669年)。朱氏在对这一名园的修改润色过程中，悉以中国造园艺术为准则。他依照中国江南田园情调，于园中创作的景象有单孔石拱桥——“圆月桥”。这不单在造园艺术方面介绍了一个崭新的景象，而且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拱桥的营造技术传入日本。此后，曾引起许多园林的效仿，如178l—1788年于广岛“缩景园”中所建的“跨虹桥”即是一例(图2)。后乐园中还有在尊儒复古的思想指导下添置的，奉祀伯夷、叔齐的“得仁堂”；在追求自然景胜的思想指导下，摹写庐山风景而创作的“小庐山”；师法杭州西湖苏堤、白堤景色而创作的“西湖堤”。这种追求自然景胜的设计思想，也得到广泛的流传，以致形成这一时期日本“大名庭”(一种权贵的大型园林)的风格特征。这一时期的摹拟自然景胜的创作中，关于山景，出现了许多描写庐山的作品。在这一启发下，随之也有许多师法日本本土风景名胜的创作出现。

　　 在园林植物配置方面，日本也早受到中国前期造园的陈列鉴赏奇物名品的集锦式的创作思想影响。自我国名胜风景区引种驯化、培养而作为其造园材料的例子也很多。如奈良时代，日本唐招提寺开山大师鉴真，自祖国杭州孤山引松子育苗，作为唐招提寺庭园的观赏植物，便是最早见于记载的一例。至江户时代，引名胜风景区植物作为园林鉴赏配置的风气已很盛行。引用中国风景区植物的，如“六园馆庭园”中的四川柳、西湖梅等便是。

　　 日本造园，在历史上受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造园艺术发展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历代文艺思想的重大变化，也往往对日本有所影响，甚至中国的民间传说，亦常被日本所吸取以为园林创作的题材。诸如，早在日本平安时代，就出现引用中国关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而创作的“龙门瀑”(后代已固定为程序化的瀑布类型之一)；室町时代引用中国猛虎迁居渡河的故事(载《后汉书·刘琨传》)所创作的“虎渡子”的群置点石(龙安寺庭园)；中国古代八阵之说——鱼鳞、鹤翼、长蛇、偃月、锋光矢、方圆、衡轭、雁行，自唐代传入日本后，也被据以发挥而创造有孙子、吴子、诸葛孔明等各式八阵的群置点石的章法。这类作品，最近的如本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岸和田城庭园”的诸葛孔明八阵图——大将军及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组石。

　　日本造园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借鉴外国，特别是借鉴中国的同时，仍保持了它自身风格的独立完整。现代日本园林，无论是它的经营艺术还是工程技术方面，在传统的基础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至达到了世界公认的高水平，这对于近代以来已经落后了的中国造园来说，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