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我们所居住星球的气候正在持续恶化，这将成为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正节节败退。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努力。美国每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接近世界总排放量的1/4，但美国政府一直固执地表示无意为解决问题负任何责任。虽然寻求削减全球碳元素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带有明显缺陷，但仍获得了174个国家的批准，而美国的做法与这些国家背道而驰――它将《京都议定书》拒诸门外。尽管甚至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都在推动35英里/加仑(mpg)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美国却仍然是“悍马”的乐土。美国确实曾空泛地承诺过用柳枝稷制造燃料或发展氢动力汽车，但这些承诺的实现却遥遥无期。对于一个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困惑：在所有爱国行动中什么才是最爱国的？很难想象存在比打击一个国家的农业、沿岸地区、人民健康以及经济稳定发展更严重的打击，而这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这个世界。

    事实上，环保意识已逐渐抬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气候变迁是全球危机，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尽一己之力来保护地球。产业界提出了他们的环保策略，但通常没有太大效力；环保团体也出自己的计划，可是目标过于天真，甚至可能会牺牲经济的发展。但让我们假定这些有关当事方和其他各方处于谈判状态，显然他们会要求能理智地进行交流并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积极、雄心勃勃且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我们到底该如何制定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应对计策，并同时保障经济不会受损呢？

　　忘记像制造出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或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这样的先例吧，只关注计划本身，不论如何艰难我们都努力实现了目标。让我们代之以二战时期的事例，当时在一夜之间整个工业部门被凝聚成一台巨大的机器，并具备了生产60,000辆坦克和300,000架飞机的生产能力。这样的成就并没让我们的国家破产，反而使我们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强并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停止气候变化所需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出上述的事例。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索科洛(Robert Socolow)和斯蒂芬?帕卡拉(Stephen Pacala)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它要求在未来50年共减少250亿吨的碳排放量，这相当于当今世界年碳排放量的4倍。然而通过制定一项结合短期解决方案与长远目标的连贯性战略，结合政府的能动性与私人企业的参与，调和务实主义与勃勃雄心，美国能够在不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阻止气候变化产生最恶劣的影响并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以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生存。财富只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主席及新书《地球：续集》的合著者(Earth: The Sequel)弗雷德?克拉普(Fred Krupp)认为：“我认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这是在美国，而且美国善于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综合计划来告诉我们如何这样去做，但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一计划的最大组成部分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美国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并最终获胜的蓝图。

　　为天空标价

　　遏制气候变化蓝图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碳排放量标价。只要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是免费的，那么可再生能源就决不可能替代化石燃料。但一旦对碳排放标价，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将突然明朗起来。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cap-and-trade system)设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让环保一点的企业卖出所剩排放额度。这是一举两得的方案，不仅可以让碳排放总量降低，并且可以奖励环保有成的企业。为了不增加成本，企业自然倾向于投资研发节能系统与可再生能源。正如克拉普(Krupp)所说的那样：“‘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将改变一切。”

　　早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就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其目标是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将减少5%。该协定同样谋求通过碳排放交易在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并鼓励这些国家投资清洁技术。一些关键成员的缺席决定了《京都议定书》的命运。由于担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影响其蓬勃发展的经济，一些发展中大国拒绝接受排放定额限制。美国的参与对《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能否成功实现至关重要，但在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经历了七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孱弱的环保管理之后，布什总统已经没有多少环保信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觉悟了。碳是全球性污染物质，这意味着不论是行驶在波士顿街头SUV排放的汽车尾气，还是远在北京工厂的废气排放抑或巴西利亚郊外的森林大火都对气候变化有相同的影响。如果其他国家在美国显著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增加他们国家的碳排放量，这对改善环境毫无裨益。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因为发展中大国没有采取相应行动而不清理好我们自己的烂摊子，那么我们将如何激励这些发展中大国解决他们的环境污染问题？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中国和印度将会躲在美国不作为的裙子之下不会进一步改变态度，也不会采取行动。”

　　如果美国打破僵局并采取全国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我们应感谢华纳(John Warner)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去年12月，这位老练的共和党参议员与来自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的康涅狄格州独立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共同提交的议案给受大众关注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成为法律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利伯曼—华纳提案(Lieberman-Warner)要求到2012年将碳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的水平，到2050年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的70%。由于该提案中还存在少许对污染行业的让步，环保人士希望继续加强这一提案，但是在谈判桌前，一个好的可执行的提案将比一个完美但无法实现的提案更引人注目。对此，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的主任克劳森(Eileen Claussen)的意见是：“我们越快取得解决方案越好。”

　　虽然早在春末，利伯曼—华纳提案就已提交到参议院进行讨论，但参议院尚未就其进行全体投票表决。这一提案将面临来自白宫以及来自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州的一些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的反对。反对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提案的人们认为这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一项由一个工业贸易组织——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所进行的研究估计到2030年为止利伯曼—华纳提案将使美国失去4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美国GDP每年减少6690亿美元。少数党成员，能源商业委员会(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主席巴顿(Joe Barton)认为：“环境保护社团总是能使你确信你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而且这些改变不但没有消极后果反而会产生积极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