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经历大灾之后，人们对美丽的家园更加渴望。目前，灾后重建规划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还开设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建言献策》专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震后家园重建涉及问题众多，规划该如何编制？编制过程中需注意哪些问题？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应怎样设置，才能确保家园不但美丽、高效，而且更加安全并有利于健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等相关专家。
　　重建规划编制需考虑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生
　　记者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了解到，受有关部门的委托，6月5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派出了第一批四川地震灾后重规划队伍，在副院长李迪华带领下，深入受灾严重的卧龙地区，主持卧龙自然保护区和村镇的恢复重建规划。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在读博士李海龙，目前正投入紧张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
　　对于进行中的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李海龙告诉记者，四川灾后重建面临的困难非常严峻，当地不仅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属于地质灾害频繁区，而且地形复杂，并没有多少可用土地供城市建设之用，城市用地的延伸已经非常有限。
　　李海龙介绍说，目前相关部委正在展开灾后评估工作，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专家组团队人员将涉及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他认为，灾后重建无疑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有关专家指出，虽然唐山震后重建的经验可以提供借鉴，但是唐山和四川的地形地貌截然不同。两者相比，地处平原地区的唐山重建相对较为容易，而四川地震灾区的地理、地质乃至气候、人文情况远比唐山复杂多样；加之重建时间、城市规模、技术水平等原因，四川灾后重建不能简单照搬某种已有的重建模式。因此，四川灾后重建工作只能因地制宜进行。
　　据悉，专家组将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重建规划编制工作:
　　从自然因素方面，将开展风险评估，确定哪些地区是地震带，哪些地区是泥石流的危害区等，以在重建过程中避开容易受灾的地区。
　　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将对大熊猫的栖息地破坏状况进行评估，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将此地灾前与灾后的状况加以对比，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开展中。
　　从民生角度，进行居民点重建的适宜性评价，分析和建立景观安全格局，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生存及生活资源进行评价，作为居民点选址依据，并注意保护当地的民族文化遗产。
　　规划设计应强调尊重自然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告诉记者，灾区重建工作的规划设计要立足长远，不能为重建而重建，不能是一种匆忙的短期行为。今后灾区重建无论是在原地进行，还是像北川一样选择异地重建，都必须建立在生态安全格局的评价和分析基础之上，必须根据自然地质、地貌、水文、生物过程，进行系统评价，首先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避免人为干扰破坏当地环境，避免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的发生。
　　他从景观规划的角度建议说，在工程建设中，如城镇建筑活动、道路修筑、水库大坝等修建选择的地点，都应避免给自然带来进一步的伤害，避免人为活动使地质变得更加不稳定，未来规划设计须强调设计遵从自然。地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灾难，但是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也给当地一次新生的机会，人们需要从灾难中学习，将新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生存问题是灾区重建的首要任务
　　专家认为，灾后重建中，人居环境设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俞孔坚着重指出，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规划设计是生存的艺术，灾区重建首当其冲要创造性地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空间分析技术，都赋予当代的人类比生物的本能、比前科学时代的风水先生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来选址、来规划城市的景观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来设计日常的户外活动场所。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设计师和城市建设决策者要有自觉的生存意识，应时刻牢记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规划和设计是生存的艺术，设计要使我们的家园不但美丽和高效，而且更应该安全并有利于健康。”俞孔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生存艺术的四大因素
　　俞孔坚简要介绍说，这种生存艺术应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
　　一是相地选址。通过选址在宏观尺度上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过程和地形地貌的和谐关系。他说，前科学时代的景观设计学——风水就在如何相地择基方面有特别的关注，诸如城市和村落的选址要避免直接在大山脚下，而应在所谓的“胎息”之地或在大体量山体的余脉和小山包上。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避免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掩埋危险的安全地带；又如，风水以乳突形的穴位为上佳之地，大抵在平坦之地上的高亢台地，则同样有避免与地震相关的灾难之功能。
　　二是开放空间系统。通过城市开放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在危险降临城市时，使居民仍有方便的逃生机会。一个连续的、面积充裕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对于人流疏散和避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大城市尤其重要。都江堰广场等一系列开放空间在汶川地震中发挥的作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都江堰广场的设计者，俞孔坚对此感触颇深。他说，都江堰广场上的设施和景观，包括一座高达18米的标志塔在这次地震中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这一5年前建造完成的广场在抗震救灾、疏散市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占地11公顷的广场是在原有一片高密度的城市危房中辟建的，现在成了五颜六色的帐篷营地和急救指挥中心。可以想见，如果保留当时高密度危房，这里将是一副完全不同的场景。当时的城市建设决策者能下大决心来开辟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5年后竟挽救了不少生命！
　　另外，唐山地震的经验显示，在地震后起关键作用的避难场所均是广场、空地和学校操场。在唐山震后重建过程当中，唐山走的就是“绿化＋避难”的模式——每个人6平方米的绿化硬指标，并重视了对学校操场的建设，还注意绿化的合理布局。
　　三是场地设计。注重场地的可达性、开放性和穿透性，重视无障碍设计，同时不忽视其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包括后院通道和出口等，都能使人们迅速离开。因为户外场所既可以是死亡陷阱，也可以使生命逢凶化吉。如，汶川地震中，就有多起因场院围墙倒塌而毙命的悲剧。
　　四是建构筑物的设计。构、建筑物的抗震设计也是致命因素之一，应时刻将安全摆在首位，让它们最大可能成为生命的庇护所。俞孔坚认为，汶川地震造成的最大受害群体是学生，而根本的人为原因是建筑质量的低劣。城市开放场所中的构筑物的设计有同样的生存意义。他希望，人们不仅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注重城镇设计、建筑设计的安全，全国的其他城市也能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不要因为过于追求建筑的华丽而忽视了其内在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