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扬光大包豪斯遗产

　　6、沃尔特·格罗庇乌斯为自己建造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对德绍的轰炸中被破坏。

　　在14年的时间内，魏玛、德绍（Dessau）和柏林，是3所“包豪斯学校”的3个基地。然后在1933年，包豪斯建筑学派终于被现代主义者的反对派击败。现在，在对包豪斯建筑学派迟到的崇敬中，在魏玛和德绍的校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包豪斯学校”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保存下来，并且，利用1933以后消失的教师和学生的作品保持活力。一个独立的现代派“包豪斯运动”在以色列发展。上个世纪30年代，“新包豪斯学院”在芝加哥建立，并且，纽约现在是没有从德国进口的钢铁和玻璃审美观念的不同的城市。最终，当建筑师寻求对抗一个变得不同凡响的传奇时，“包豪斯建筑学派”的纯粹主义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活泼的后现代主义就显得太呆板。

　　7、匈牙利家具设计师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在1926年设计的“瓦西里椅”（Wassily）。沃尔特·格罗庇乌斯要求“包豪斯学校”积极涉足技术和工业。

　　在战后分成两个国家的德国，东德和西德都对“包豪斯学校”的遗产提出要求。后来，有批评家指出，这些丑陋的公寓楼和预制安装的建筑物，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大规模生产房屋的观点的直接结果。但这些使“包豪斯学校”非神秘化的尝试，从未真正成功过。

　　在2009年，“包豪斯学校”的周年纪念，似乎是每一个人都在赞美“包豪斯学校”，将这个学校作为一个对以后发展的建筑设计有重大影响的实验室。它被称为一个巨大的、有趣的工作室，它几乎是随便地就弄出一项设计创新，将审美学带到普通的生活中。但实际上，它非常复杂、矛盾，比它的名声更突出。

　　由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格罗庇乌斯完成的真实的业绩和他的支持者，承认和暴露了建筑与设计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力量。他们希望运用“一般的条件”发挥“有效的影响”，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且让所有这些变成“全体人民关心的东西”。

　　8、在德绍的“包豪斯学校”内景。这幢建筑物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作为政治上的建筑学概念，也是“包豪斯学校”的一种概念。因为它具体地设计生活环境，并且会引起争议和反对。

　　当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现在经常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但也许正是回到这种原创的精神的时候。“包豪斯学校”的继承者——“包豪斯德绍基金会”（Bauhaus Foundation Dessau）和“魏玛包豪斯大学”（Bauhaus University of Weimar）可能会很好地继承“包豪斯学校”的创新方法和创新精神。

　　至少在德绍，这个周年纪念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柏林建筑师菲利普?奥斯瓦尔特（Philipp Oswalt）在3月份将担任这个周年纪念的导演。他呼吁更多的承诺，并且让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一个精英团体的创新

　　9、“包豪斯学校”的“极简抽象美学”有持续的影响。这些椅子是由彼得?凯勒（Peter Keler）设计的“红色立方体”（Red Cube）和由沃尔特?格罗庇乌斯在1921年设计的“座位51”（ Seat 51）。

　　在1919年，几乎没有人预期“包豪斯学校”会成为一个有永久魅力的事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艺术界被冻结在心灵的创伤中。那些逃脱战争劫难的人艰难地挣钱谋生，未来似乎是政治上激烈，经济上不确定。

　　这时，“包豪斯学校”作为一个闪光的希望出现了。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格罗庇乌斯考虑到战前的艺术家放荡不羁、天真质朴的特点，他寻求设立一个支持画家、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基金。按照他的想象，商业是所有艺术努力的基础。在这个学校里，他建立了车间，并且称他的教授为师傅，称他的学生为学徒和熟练工。

　　他的目标是将学生的智力、天资和能力结合起来。在“包豪斯学校”创造的所有产品——包括椅子、灯、门或壁画，似乎包含了自信的核心。“包豪斯学校”流传到今天的魅力，不仅来源于这种自信，而且来源于这种事实——学校吸引的富于进取心和有成功希望的年青人。

　　“包豪斯学校”的创立者沃尔特·格罗庇乌斯的学生是贫穷而饥饿的——这种说法既是真实的，又是象征性的。他们对生活和知识，对审美的体验和肉体的愉悦是饥渴的。他们还缺少每一件东西——从工作的材料到服装到宿舍。这个学校的食堂，在1919年10月开张，它后来在学校的建筑物和种菜的花园中，发展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地方。尽管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很简陋，学生和教师都发展了一种巨大的自信。这是一种精英团体的意识，或至少是一些脱离了常规的人的意识。

　　10、在德国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别墅，由密斯·凡德罗设计。在纳粹掌权之后，“包豪斯学校”的许多教师和学生逃到美国，并且对现代建筑产生巨大的影响。

　　“包豪斯学校”的学生雷·索保特（Ré Soupault）说：“我们全都象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任何到这所学校学习的人都宣布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背景。例如，索保特承认，与她的家庭分开是一种讨厌但不得不做的事。

　　这些做法当然不会给当地居民以好感。魏玛的居民石感到惊愕的是，“包豪斯学校”的男女在室外裸体日光浴，并且淫乱地交际，甚至生了小孩。

　　“包豪斯学校”成为一个为年青人提供完全的新的习俗的团体。在最初的几年，由于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扮演了一种宗教老师的角色，“包豪斯学校”甚至相当神秘。一个远东教学工作的追随者剃光头，并且穿僧侣一样的服装。约翰内斯·伊顿要求他的学生丢掉“所有的传统习俗”。

　　11、在柏林的现代派建筑。这幢住房由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设计，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遗产。

　　起初，“包豪斯学校”的创立者沃尔特·格罗庇乌斯试图用他的对商业的重要性的信仰和他对木材作为一种材料（回到中世纪建筑工人的小屋）的偏爱，再插入一种精神到这个工业化时代。然而，这个校长很快抛弃了这些最初的想法和他对过去的理想化。他仍然谴责把纯粹的艺术作为一个目标，并且他继续拒绝为鉴赏家生产奢侈物品。但他也激烈地宣传根据工业的可能性调整建筑和产品的设计。

　　1923年，他正式公布他的座右铭：“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单元。”（Art and Technology -- a New Unit）。这个“包豪斯学校”校长要求加速，希望战胜“可能的呆滞”。他抱怨一些“包豪斯建筑学派”的成员宁愿选择“回到自然，宁愿用玩具弓射击，而不用猎枪”。

　　对来自战前这个机制的力量信仰再度觉醒。它在“包豪斯学校”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上引起热烈的争论。怀疑论者之一是“包豪斯学校”的教师乔治·蒙克（Georg Muche）。他拒绝进入与外部世界的一些因素形成的“妥协的关系”。俄罗斯天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帮助创立了抽象派艺术教学，但也遇到了其他的困难。

　　12、“包豪斯风格”由欧洲的移民“出口”到以色列。例如，位于特拉维夫中心的这幢所谓的“白城”（White City）的建筑，是“包豪斯风格”的一个突出代表。

　　形式和功能、生产和营销，每一件事都从头开始。“新”是当时的流行语：新建筑、新视觉，还有《新人》杂志（New Man）。

　　在这个学校内，“风格”（style）这个概念也是有争议的，然而它是存在的。当然，显而易见是“包豪斯风格”。摒除全部的炫耀，这种极简抽象的建筑语汇，是一种理性的、大众化的表述。从那时以来，现代主义的神话——包括平屋顶、一把椅子的实用逻辑和一把金属茶壶的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