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德国艺术家克雷门斯·冯·魏德迈尔和他的法国同伴玛雅·施韦策尔去中国，希望在中国拔地而起的大城市里，找到1927年流行世界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反映的城市化的历史对照。今年3月，法兰克福艺术协会将以他们的纪录片为内容，开办“大都会中国版”的展览会。两位欧洲艺术家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国，一场关于城市病的讨论正方兴未艾。

　　魏德迈尔回忆他和他的艺术同伴抵达上海的那一刻，他说：“我们抵达上海时是晚上，一片灯火通明；到处是霓虹灯广告，很亮；很让我们想起当年的纽约。所不同的只是：我们见到的是还在建设中的城市。到处是工地。在我们附近，到处都可以走访街上的建筑工人。那时，旧的已消逝，新的尚未建立。”

　　但就在魏德迈尔浪漫地回忆上海夜景的印象时，中国媒体中却出现了接连披露“现代城市病”的报道：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广州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北上广三个城市的人口均超过1000万，而城市居民根据腰包，被分割得越来越清晰，界限也越来越不可逾越。

　　这些被称为“城市病”的现象，在德国波恩国际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专家多丽斯·菲舍尔女士看来，至少从国际发展的角度上看，并非历史的必然：“中国城市大多极力模仿美国模式，中国的建筑师，但凡和城市发展有关系的人，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一点你不仅可以在城市形象中看到，甚至也可以从一个城市的交通组织方式中看得出来。比方说中国城市小区到处都是围墙，到处都有人站岗，你去看看美国的城市，也是这样，只不过远远没有这么过分。”

　　对照中国现在对城市病的讨论，德国的艺术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家在一点上高度一致，那就是城市因其居民的收入，被分割，彼此老死不相往来。魏德迈尔在他的纪录片中，盛赞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步，但他同时指出：

　　“以钱划线，形成富裕的中产阶级社区、富人市区，这在反映纽约历史的《大都会》影片中也有突出表现。以钱划线，而后竖立高墙，画地为牢，无论在哪里，就算是在西方，我们也不认为这是积极正面的发展。”

　　中国互联网上，中产阶级有关城市病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对城市分裂过程中贫富分裂、阵线分明这一点并没有刨根溯源，大概因为讨论者自己就置身这样的分裂当中。菲舍尔女士对照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历史，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

　　“我认为，德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保持了相对意义上发展和人们收入上的均衡，这是导致德国城市病不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城市规划非常严格，任何城市政府都不得随意指定地皮，批给什么人开发房地产。但在中国，起码一段时间里是这样：只要有人肯投资，他看中了那块地，大概只需走一走建筑设计上的形式，只需搞到这样那样的条子，就搞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城市规划，那是很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