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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地因借——中国园林的造园之法
中国园林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是由山水地形、花木建筑、诗文碑刻等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美学规律与科学规律而建造成的四维时空。在平面构图、时空构建以及意境构思上它比绘画、雕塑、建筑等门艺术要复杂得多。从创作上说,会画的人未必会造园,虽然两者亲缘相近,但各有所长。李渔《闲情偶记》云:“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故从来叠山名手,俱非能诗善绘之人。”可见,造园技法对园林艺术是多么地重要。古时文字记载的“园论”大都是关于造园技艺或设计法则的论述,即对园林形式美规律的研究。当然这些技法的形成与运用如小中见大、以低衬高的对立统一规律,“道法自然”,因借自然的审美智慧以及强调整体之和谐的美学原则等,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审美意识对园林艺术的影响和渗透。 造园必先相地,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构园得体”。①计成于《园冶》中将造园用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等六种。 1.山林地:有高有凹,有曲有深,“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为园地之最胜。造园时只需“入奥疏源,就低凿水,搜土开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因山就水点缀亭台楼阁,依水流向设置池沼溪涧,“竹里通幽,松寮隐僻”,②山林之胜即可出之。山林地造园如无锡惠山寄畅园、苏州虎丘等。 2.城市地:自然景色先天不足,如欲造园,当选幽偏之处,“邻虽近俗,门掩无哗”,贵在显处寻幽,闹中取静。界墙高筑,以隔内外,粉壁为纸,花木点染,架屋随基,安亭得景。院广堪梧,堤湾宜柳,虚阁荫桐,清池涵月。芍药宜栏,蔷薇宜架。“片山多致、寸石生情”,③倘能于视线开阔之处,建楼台以供登临,则远山近水,寺院塔影皆可尽收眼底。城市地造园在江南园林中随处可见,如上海的豫园,扬州的个园,南京的瞻园等。 3.村庄地:为古之乐田园者所好。“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④十亩之基,开池者三;七分之地,垒土为四;无论高下,栽竹为宜。“桃李成蹊、楼台入画”,围墙编棘,曲经绕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是村庄地造园之典范。 4.郊野地:当选离城不远,往来方便之处。“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已具园之雏型。造园时只须筑墙习池,开荒引流,理顽石,支小桥,“溪湾柳间栽桃”;“屋绕梅余种竹”,⑤既具幽趣,更见深情。山水清音,鸟语花香,为郊野园林之所长。 5.傍宅地:傍宅地造园不仅可以护宅,而且游赏方便。在我国,这种园林形式最为普遍。无论城市、农村,房前屋后种花植树已成习惯,其造园形式自由、随意。 6.江湖地:“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烟水云山,鱼舟鸥鸟,天然景观,尽在眼前。倘于“江干湖畔,深柳疏芦之际,略成小筑”,⑥即可形成辽阔、壮丽之园林景观,如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浙江嘉兴南湖的“烟雨楼”等。 总之,“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⑦计成的这句话,可谓道出了园林相地之要诀。在古人看来,相地是很重要的,相地在地理位置上决定了一座园林或一个胜地胜景的基本面貌。相地不纯是审美的,在古人那里,原初与带有迷信成份的风水观念糅合在一起。 所谓“因借”,“‘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田重,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⑧“因借体宜”为历代造园者所采用,而由计成总结归纳作为造园的首要技法而提出的。 “因借”作为造园技法主要的美学原则,在于造园宜“因地制宜”,即依所在的地理、地形、地貌、地势设计园林。顺应于自然,不违逆自然条件而强作构建。同时,要求园林内部的山石、水域、道路、花木以及建筑各景点之间相互巧借得体,通过一定技法将园外景致“借”入,构成一个和谐而充满生命意蕴的园景整体。 唐代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木不加丹,墙不加白,土戚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帏,可谓朴素、简陋之极。但景致却丰富无比,“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白居易《草堂记》)。得景之法全在一个“借”字。 宋代苏舜钦移居苏州所建的沧浪亭仅建亭一座,而其园景三面皆水,临水架桥,“草树郁然”、“杂花修竹”,林木亏蔽,也全得利于园址。 明代郑元勋所建的“影园”,为城南废圃,园址内无山,“但前后夹水,隔水‘蜀冈’蜿蜒起伏,尽作山势,环四面柳万屯,荷千余顷,萑苇生之,水清而多鱼、渔棹往来不绝。春夏之交,听鹂者往焉。以衔隋堤之尾,取道少纡,游人不恒过,得无哗。升高处望之,‘迷楼’、‘平山’皆在项臂,江南诸山,历历青来,地盖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间(郑元勋《影园自记》)。”借景天然,全不费半分资财,而可得扬州城之诸名胜、自然之美景。 借景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5种形式。“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为远借。远借与邻借是就视距之远近而分的。远借需要有登高或临水的观赏条件,其景物一般只有一个大体的轮廊,色彩多偏于灰暗。邻借指借取周围的景色,一般以矮墙、漏窗、柱廊、门窗等来沟通和传递信息。仰借、俯借是就园林所处的位置或观赏者视线的高低而言的。“夹苍借天,浮廊可渡”,⑨蓝天白云、高楼寺塔、飞鸟花树,均可成为仰借的景观。而居高临下所见的景物均为俯借。“俯视南北两峰,宛若双锥朋立。长江带绕,西湖镜开;江上帆樯,小若鸥凫,出没烟波,真奇观也”(张岱《西湖梦寻·卷五·五云山》)。又“山石为池,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间想”,⑩二者均为俯借,前者登高俯视故景物变小,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是高山俯视之效果。居高临下,视野宽阔,易生凌云之志。而俯于窗下,临池观鱼,则人鱼相乐,亲切宜人,亦觉趣味无穷。 远近、俯仰之借,并非彼此分离,毫无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为映衬,如登楼观赏: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范仲淹《岳阳楼记》)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凡视线所至均为之所借。故园林中常建高楼耸阁以供眺望借景。 “应时而借”,强调景观和四季变化。园林中的山石、树木、花草随季节的变化而呈现出有规律的景象,故造园时常利用这一属性来形成季相明显的景观。计成于《园冶》中于此论述最为详细。应时而借常以季相明显的植物来作“引子”,如春兰秋桂,夏荷冬梅等,目的在于使园林富有时间感和生命的魅力。 相地因借的原则贯穿于造园的全过程。建筑立基、山池定位、游路选线、花木栽植,全凭相地得宜,因借之巧。“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绝涧安其梁,飞岩假其栈”;是就建筑、池沼、桥梁而论的;“新筑易乎开基,只可栽杨移竹;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树桠不妨封顶”,“院广堪梧,堤弯宜柳”,“芍药宜栏,蔷薇未架”,是叙莳花种树之要诀。总之,“因”是指因地制宜,随地势之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就基址之大小,“如方如园,似偏似曲”;一切全顺其自然。“借”则是不分内外、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一切景物皆为我所用。天时地利,自然人工,只有搭配和谐,考虑周全,方能构园得体。故计成于《园冶》中反复地论述借景,“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可见,借景是多么地重要。 相地因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因”主要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改造,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人的限制和人对自然的顺从,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审美能力。而“借”则是一种人主动控制自然、调动自然的审美活动。借助自然就会事半功倍,白居易的草堂、苏舜钦的沧浪亭从造园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点。 另外,至迟在明代,“借”已转化为一个具有审美意义的概念。“借”并非失去自我,恰恰是借助相关因素来达到美的创造。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以天、地、人三者的和谐来论国家大事,其中借的思想极为明显。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用“借”来赞孔明之智慧,“孔明用计之妙,善于用借。破北军者,即借江东之兵;而助江东者,即借北军之箭。是借于东又借于北也。取箭者,既借鲁肃之舟;而疑操者,复借一江之雾,是借于人又借于天也。兵可借,箭可借,于是乎东风亦可借,荆州亦无不可借矣。”因此,“借”成了智慧的一种表现,天地万物为我所借,为我所用,正是在借的成功中,人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提升,无论是造园者还是观赏者,善于借景,均易进入一种自信、愉悦的审美境界,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中得到了体现。 借景还是一种体现“画意”的景观构思技巧。门窗本为出入通行、通风透气之用,在园林中却成为展现园景的“画框”。山水花木的四季变化,本是自然的规律,在园林中却被组合成特有的“天然图画”。远山塔影、飞鸟流云,本无知觉,自在无为,却被纳入人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对自然美的热爱,对无限时空的向往,正是人们运用借景手法造园的心理原因。“自然美暗示生活”,生活是美的源泉,借景将美与生活紧紧地纽结在一起,借景之法,极大地开拓和丰富了园林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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