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长安街的改造，在关注北京城变迁的记者王军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长安街呈现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长安街修起了80米宽的游行大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前，形成了东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广场---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

　　此时，长安街沿线的建筑，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宫等，还有在长安街南边的纺织部、煤炭部等部委办公楼。这些庄严而肃穆的大厦，随着国庆10周年，完成了长安街从规划草图走向现实的转变。一条以政治形象闻名世界的大街，从此诞生。

　　然而，“第一枪”打出没多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国家大剧院没建成，科技馆也撂下了。”董光器回忆。直到1964年，经过三年调整，国力有些恢复。万里作为北京市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提出中央有一些办公楼可以集中在长安街上盖。

　　很快，北京市政府开始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1964年4月，长安街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方案，特别是确定了包括道路宽度在内的具体原则。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长安街的马路宽度一直难以确定。“50年代翻译很多国外首都的资料，感觉到，作为首都的一条主要街道，道路过窄对交通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

　　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到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终划定为“120米”。“北京派出一个城市建设代表团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区的建设，回来一比较，发觉北京的马路不够宽，就调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说。

　　此后，长安街一直向1958年划定的“红线”努力。赵知敬说，现在很多地段，路宽已不止120米，“而这次大修，大剧院西边这条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动。”

　　就这样，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然而，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就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提出“长安街建设暂停”。

　　东方广场的争论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长安街仍然是为了充分体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现代的情况，强调要有充足的绿化，还要有商业，把西单、王府井几大商业中心联系起来。”董光器说。

　　规划做好了，却没有钱。在董光器的记忆中，长安街建设的再次启动始于招商引资的大力推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加速，商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在长安街扎堆。“特别是港商很看重长安街的地位，这样，东长安街就盖了很多写字楼，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跑到了西长安街。”董光器说。

　　随着外资注入，长安街10年间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设量。也有人开始担忧，长安街的政治意义在“软化”吗？

　　“作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盖楼要经过资格审查。不是国家级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国家级的博物馆、文化建筑。” 董光器说。

　　市场经济的渗入，让标准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了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为此，甚至有城市规划者给北京市写报告，要求坚持长安街的性质。90年代初，随着体量巨大、玻璃幕墙的东方广场突现长安街，争议骤起。

　　“东方广场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栋建筑，宽488米，像一个大屏风。”赵知敬回忆。

　　1994年，赵冬日、张开济等6位学者联名提出，东方广场大厦如果按照原方案实施，将改变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在此前后，北京市召开了一个东方广场方案的展示会。

　　然而，规划界人士依然无法认同这个突破心理底线的规划。一位规划人士表示，把东方广场镶在长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孙子辈”。

　　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在开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说。

　　其实，这样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长安街的规划。“知名开发商想把写字楼盖在长安街上，各区又急于招商引资，自然挡不住这股潮流。”董光器说。

　　拆了3000面广告牌

　　世纪之交，长安街边又起“拆广告行动”。

　　1999年炎夏，也是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长安街上的广告已相当“繁荣”，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两侧建筑顶部的广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负责“拆广告”的是时任长安街及延长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任赵知敬。在规划圈里折腾了大半辈子的他，决定“下大力气”让长安街的建筑恢复原有的轮廓。结果，行动刚刚开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说长安街上的广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表现，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路线。”赵知敬告诉《望东方周刊》。

　　不过，“上纲上线”没见效。广告牌和匾额最终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来找我说情。每一个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有人恨得想摘我点器官什么的。”赵知敬笑道。

　　2002年，赵知敬组织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了《全面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的课题。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此次规划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两家大学，对长安街的行人展开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中，记者看到有“你对现在的长安街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觉得不舒适的地方”这样的问题。

　　回答五花八门。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对长安街的意见。”赵知敬说。

　　这样的规划思路，是否会让这条宽阔威严的街道，更加亲切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