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化当中出现的新群体,这部分群体的何去何从,既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也关系到未来中国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及早调整相关政策,及早化解其中可能出现的矛盾,才能够避免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使社会继续保持基本可控的局面。

　　两代农民工的不同表现在:第一代农民工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一般成年后才随着打工大军来到城市,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奔波,打工所挣到的钱也往往回馈农村；可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他们或者从小就随着父母来到城市,或者就出生在城市,在城市里生活长大,不会耕田,不会种地,农村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即使在城市生存的压力很大,他们也不愿意跟随父辈的步伐回到农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乡只是贫困、枯燥与没有希望的代名词,而城市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但他们选择了城市,城市不一定选择他们。当前的城市政策仍然是立足于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准备在城市的范畴内接纳早已经从精神上被城市化了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政策定位中仍然是农民工,而不是市民。那么,农民工如何才能成为市民呢?陈锡文认为最必需的条件有三个:就业、住房和社保,其中住房是关键。前不久,深圳提出农民工概念将消失,就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的。但是农民工概念的消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城市领导的更迭就能够达到的,其中涉及到诸多政策的调整。如果没有政策调整,光是词汇上的变化,并不会起到根本性作用,甚至没什么作用。

　　那么,住房该怎么改变呢?在当前商品房市场波荡起伏、泡沫化十分严重的时候,在农民工一年收入买不起一平方米房子的时候,要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靠商品房市场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依靠经济适用房也无法解决,因为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也是许多低收入阶层所无法承受的,何况经济适用房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又将消耗掉大量份额。所以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唯一可行的只有大力兴建廉租房,且去除户籍限制,只要有居住证、暂住证,都可以长期居住。很可惜,相当多的城市对廉租房是光打雷不下雨,廉租房在整个房地产建设结构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且相当多地区不对农民工开放。

　　城市化不能造就庞大的边缘化群体。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出现不稳定问题才想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问题,而应当着重于如何让这一代人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文明,并能够在其中获得成长。城市不仅是市民的城市,也是农民工的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城市。让农民工获得市民待遇,这既是平等人权的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正常的社会,断不能抛弃一代人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曾经放逐一代人于乡野的历史教训已经让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今天又怎么能够放逐一代人于无根的城市呢?

　　着手改变相关政策,改善一代人在城市生存的理想与追求,这是可以做也应当做、必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