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吴良镛

　　-演讲主题：纵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演讲者小传

　　吴良镛，1922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现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讲述北京旧城保护方案的城市定位

　　-指出北京旧城保护面临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办法

　　-北京要终结“同心圆”模式，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新格局

　　北京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心血所凝聚的瑰宝，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保护好旧城及其遗产，具有伟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也体现了世界的期望。北京,还是国际、国内、本市多种多样活动的中心，上千万人民生活于此，是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具有“保护”与“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必须用最高的标准，体现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文化。

　　北京是世界上仅有的将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融成一个体系，凝聚在一个城市中的杰作。

　　-北京历史名城价值的再认识

　　(一)北京城的历史价值

　　从中国城市发展史来看，北京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秦、汉大一统政体初建，秦咸阳、汉长安还不能在都城建设上有太完善的规划，东汉洛阳开始有轴线的布局，至曹魏邺城，宫殿与居民区全然分开，宫前建有宫门，主殿面对长街，在宫前长街两侧集中布置衙署等。后世历代都城既有继承，又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发展，唐宋变革，文化繁荣，商业发达，都市生活丰富，延至元明清，都城形制更趋成熟。从世界城市发展史来看，北京是少数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学者统计，从1450年到1800年间，除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1650年到1700年间一度领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大城市之最”，直至1800年才为伦敦的崛起所取代。 因此，有西方学者称“北京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这句话北京是当之无愧的。

　　(二)北京城作为设计典范的价值

　　从建筑学的意义看，北京是世界上仅有的将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融成一个体系，凝聚在一个城市中的杰作。世界上只有局部的例子，但从没有像北京这样全面而完整。现代中国，其他古都均消失了，仅仅留下了一些痕迹，而在地面遗存中，北京是惟一最集中、最完整的范例。历史上北京旧城也有过破坏与变化，主要是改朝换代人为的，但之后都得到了修建并恢复其完整性。

　　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近半个世纪来，除了少数学者对北京的历史发展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外，我们对北京城市规划光辉历史价值的研究和贡献显然太少了。宣传、保护力度太不够了，这是我们建筑学人引以为不安的，甚至是痛心的。

　　都城作为首善之区，在建设思想、规划设计科学与艺术上首先应坚持最高标准，立于世界都城之林。今天尤其不能丧失对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的基本认识，我们眼见北京城在这个大发展的洪流中日受影响，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它的文化魅力，在今后发展中精心地继承和发展它的精华。

　　解放初期，“梁陈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被采纳。现在旧事重提，目的重在进一步明确过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则。

　　-对“梁陈方案”的再评价

　　讨论建国初期规划，不能回避“梁陈方案”问题。我无意为其翻案，但是它内在的核心原则，今日仍有阐述的必要。因为“梁陈方案”所遵循的本是历史名城规划的普遍原则，其价值在于符合“保护历史城市另辟新区扩建”这样一个规划建设的基本方式。建设新区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既省钱，又具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复杂矛盾之中。因此，几乎成为中外历史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从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看，传统城市的发展有放弃原有城址另觅新址的，如唐长安城放弃汉长安旧址；有呈同心圆式向四周扩张的，如后周汴梁及宋东京(开封)；也有更多的城市采用在原地的一侧另辟新区扩建的，如明南京建都之初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向东发展另辟皇城区；元世祖忽必烈另在当时东北郊另经营新城，即元大都。这种新区偏向旧城一侧发展的形式，其优点在于对原有城区无须做太多变动，而新区的发展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布局较主动。

　　从世界城市建设的历史看，国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巴黎在保护旧城区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周边新城的规划建设，并在20世纪70年代起城市主轴线继续向西延伸，规划建设了德方斯商务金融区。另外，罗马在20世纪40年代起规划建设了新城，伦敦在80年代起规划建设的道克兰滨水码头区等，都对于原有旧城区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建国开始，是采纳“梁陈方案”另建新区，还是“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两种方式、两种途径。由于当时方案的形成极为仓促。而“梁陈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被采纳。现在旧事重提，目的重在进一步明确过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则。

　　对于北京这个文化古都，从建国开始至今都存在着“保护与发展”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果这两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间上发展，矛盾就会简单许多。

　　对此，包括对“梁陈方案”，从来未作认真的总结，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触及，甚至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成了学术上的禁区。

　　-需对过去的实践作科学的反思

　　建国50年来旧城基本的矛盾就是企图在同一空间上既要保护旧城，又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对现代化从来理解不一，对旧城就更莫衷一是)；既承认它是伟大的遗产需要保护，又强调要改造，还期望“现代化与历史名城交相辉映”等等，理论上似很辨证，几十年来的实践结果却矛盾重重。对此，包括对“梁陈方案”，从来未作认真的总结，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触及，甚至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成了学术上的禁区。这在过去“左”的路线下并不难理解，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

　　城市规划是经验的科学，是基于实践，理性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联系历史，认识现实，预测未来的科学。如果对过去的实践不作科学的反思，则是非不明，也就难于正确发展——这正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学术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种情况本是全国的现象，由于首都的特殊性，涉及历史人物的特殊性，过去难以正面触及，但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了，而且已不难总结了。

　　回顾历史，在过去50年，北京旧城遭受过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是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60年代彻底拆除北京城墙。

　　在否定“梁陈方案”、北京总体规划确立“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新首都后，在一些当时的公房、王府和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安插各级行政办公机构。随着各种机构发展增大，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再拆除旧建筑，并择地添建。现在有的地方面目全非，甚至已遗迹无存。但在当时，矛盾并不显得特别尖锐，因为这些房子多隐藏在城市街坊内部，一些拆改限于当时财力水平，规模与尺度较小，早期拨地也比较谨慎，主要矛盾是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建筑和最显眼的公共建筑的变动。随着每一次的大改动，必然有一番争论。

　　第二次拆改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城市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建设量大增，建筑高度失控，旧城中出现东方广场、金融街等巨型建筑综合区。问题逐步显得严重，且日趋严重。

　　法国巴黎有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在旧城蒙帕纳斯火车站附近盖了一幢高层建筑后，受到纷纷指责就公认失败不再盖了，因此，巴黎旧城内就留下了几乎是惟一的一幢高层建筑。

　　正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陷入盲目性，错误总屡犯不止，“学费”屡交不止，这就是问题所在。

　　第三次拆改是在2000年—2003年的危旧房改造。

　　明确摒弃“摊大饼”式的模式，从“中心大团”跳出来，寻找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结构形式。这是对原有的城市结构的突破。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走出同心圆”

　　(一)力解北京城市发展的困境——“摊大饼”与“聚焦”

　　在首规委邀约下，2002年清华大学在过去研究基础上进行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对北京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中心聚焦”和“摊大饼”发展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地聚集了许多功能。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中心城区聚集的功能太多，而且多聚焦于历史文化精华地区，同一空间中安插多种多样的功能，导致历史风貌不断丧失；交通压力与日俱增；规划绿地不断被占；环境压力日趋严峻。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环形加放射”的空间布局结构模式，在建国初期城市规模不太大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北京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以后，已不再适合。

　　(二)走向“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模式

　　两年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机关的努力下，在中规院、北京市规划院和清华大学的共同参与下，空间战略研究及总体规划修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概括说来，即明确摒弃“摊大饼”式的模式，从“中心大团”跳出来，寻找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结构形式，即在中心城继承发展城市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沿线十字轴，在其外围构建“西部生态带”、“东部发展带”，并在市区范围内建设不同的功能区，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两轴两带多中心”结构形式的获得，是对从建国初确定下来、近20多年来已显困境的城市结构在城市形态上的一次突破。

　　现在可以说找到“走出同心圆”的路子，对困扰北京发展问题的解决有了转机，旧城的疏解有了可能，但还不能说旧城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在这大好时机，我们应转换思维模式，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体保护，有机更新”，通盘解决北京旧城保护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