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业文明的历史因素，中国人自古推崇“天人合一”，讲求对天地万物的敬仰和向自然学习。这种理念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体系的产生，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环境景观文化。中国古人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空间艺术处理方面取得了极高成就，而其理论根源，却与在当代西方科学主义认知模式下具有颇多争议的“风水学”密不可分。

　　风水学源于墓葬。在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的礼仪中，最重要的便是祭（祭神）祀（祀祖先）。[1]中国人对祖先的地位如此重视，以至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情结。这一情结经过逐渐演化发展，在融合了大量由假想、实践等多种途径获得的理论知识后，最终导致了风水学的产生。

 
　　现存最早的风水书是晋代郭璞（276-324）的《葬经》。《葬经》中说：“葬者，藏也，乘生气也……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基于这种理念，古人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于是不断的对自然的地质、地貌等特征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希望得出所谓“风水宝地”的选址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审美体系渐渐形成，并由应用于阴宅逐渐转变为应用于阳宅的选址及规划。鉴于“事死如事生”，这种转变也不足为奇。

　　风水学说虽然是按照“气”、“阴阳”、“四灵”、“五行”、“八卦”等风水学因素考虑的，但出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的关系。所以，追求一种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思想始终包含在风水的观念中。居住环境不仅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也要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2]风水学的这些理念对后世中国的景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抛开风水理论，将会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景观规划的真正奥妙所在。

　　风水学作为一种来源复杂、发展漫长的综合性理论，其本身具有诸多独特属性。研究这些属性，对我们了解中国景观规划的历史，进而丰富自己对于景观学的理论及实践素养，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　风水学的神秘性

 

　　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地位相对不高，然而中国文化却并不缺乏神秘性内容。从阴阳五行、《易》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术数、风水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本应由宗教占据的这块民族文化中的特殊领域。纵观历史，每种文明里都包含了某些神秘性的因素，这绝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愚昧迷信，而是继承于人类社会初期乃至图腾时代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及文化现象，体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好奇与谦卑。

　　风水学说独树一帜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其实早在商周之际或者更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如武丁王相土作大邑的卜辞：“贞：作大邑于唐土”（金611）；“已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 570）；“庚午卜，丙贞：王易作邑，在兹，帝若”（丙 86）等等[3]。但这些还不可算作完整意义上的风水，而只能算作“卜宅之文”。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学说是在具体阐述了“气”、“阴阳”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演绎出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囊括了古代玄学的珍贵思想。如《葬经》中所谓“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粟芽于室”便是试图以联系的观点解释自然万物，虽然其假想的成分居多，但出发点却是从自然的本身来解释自然而非求助于上帝，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代玄学中的智慧光芒。

　　另一方面，风水学的神秘性内容作为一种带有浓重形而上色彩的存在，实为古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例如“气”这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就在风水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和完善。郭璞《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的选址或营建，都很重视对气的疏导、缠护、会聚、回收，其目的都是为使有“升降变化”的“天地之气”会聚于穴。应该说，它和西方人对心理空间的感受有相似之处，只是所选择的方法大相径庭。[4]这种“气”的理念，经过风水学说神秘性的渲染，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风水学说由于其自洽的理论体系，且通俗易于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古人的审美观。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人类社会早期的审美是朴素的，以“羊大为美”，但后来物质逐渐丰裕，人有闲情，在美的追求上便难免出现歧义。风水学以准宗教的方式告诉人们背山面水之处为佳地，创造性的提出了“环抱有情”等诸多审美理念，充当了现实与审美之间的桥梁，实为其又一个重要的积极意义。

　　风水学对于环境景观设计而言，还是一种宇宙的解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关于环境景观的学问。一般地说，它是在建造住宅、宫殿、寺庙和陵墓时，用以满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需要的一门学问，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了解并运用从地理环境中所观察到的天地宇宙的本质。[5]

　　虽然风水学说的神秘性内容历来存在极大争议，且由于被别有用心者故弄玄虚以之骗取钱财而常常蒙上“愚昧迷信”的阴影，但拨开这些世俗的迷雾，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神秘性如烙印一般深深的印在风水学说的核心处，成为它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的特质。抛开神秘性研究风水学，将如盲人摸象，难窥其全貌。所以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既要客观的去看待，又不能仅以“是非对错”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而应该全面、辩证的理解与把握。

　　二　风水学的科学性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在于它自身体系的逻辑性。理论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于他的现实意义。风水学说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且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仍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于它的许多内容与科学理论并不矛盾，具有科学性。

　　当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I·Prigogine）指出：“西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角度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而风水学说，正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从整体与自发的角度认识世界的理论，它生动的诠释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中国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讲究“有机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如庄子所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中国人的这一观念很好的反映并保存在了实践性相对较强的风水理论中。研究风水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及认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风水理论博大精深。其中可用科学加以解释的内容也举不胜举。比如微小地形对小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极为风水所重，概括成有利的地址模式，比喻为“穴”，如针灸中人体上的穴，一般是三面或四周山峦环护，地势北高南低，背阴向阳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甚至人工经营的地形，也准此模式。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是“藏风聚气”、利于生态环境的最佳风水格局，论谓：“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注云：“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容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实际也阐述了微地形、小气候、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依从关系。这种认识，是完全科学的。如我国近几十年来探索在亚热带种植橡胶树，在海南、云南及西双版纳等地发现适宜橡胶树生长的微地形、小气候特征，就正与风水所谓“穴”的典型格局，在性质上完全一致。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发现，还是在经历了无数失败与成功的比较，经过分析研究，才认知的。如果风水理论研究不被摒弃在现代科学研究大门之外，或许，这种探索过程将会大大缩短。[6]

　　李约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也指出：“毋庸置疑，罗盘的发明应归因于风水，它最初为堪舆家的卜具，即所谓‘栻’。盘分两层，上层为圆形，象征天，下层为方形，象征地。北斗七星表在七层上，盘两层都刻着有关罗经典的符号。此种卜具，可远溯到公元前三世纪，而且很明显地与定方向有关，即使阴天时也可以用它。但罗盘发明的全过程延续了较晚的时代。也有证据说明，卜占者之盘与棋弈有关，它最早的使用好像是一种往盘上掷类似骰子形的棋子来占卜的方式。”可知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是在风水这类在当时具有重要社会应用价值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风水学说中蕴藏了大量古人的智慧。

　　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风水学在反复的实践中总结出普遍的真理，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将这些成果保存下来，惠及后世，这是它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大贡献。

　　三　风水学的诗性 
 

　　神秘性与科学性，前者以归纳法为主，假想成分居多，后者以演绎法为主，理性分析及证明占据主导地位。这二者看似矛盾，却统一出现在风水学说之中。笔者认为它们统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风水学具有第三个重要属性——诗性。

　　人脑既有理性的作用，又有感性的作用。理性能够接受的东西，感性上不一定接受。反之同理。而最能成功将这二者统一起来的，是诗歌。

　　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宗教与诗的关系时，曾对诗歌在这方面的特点有详细的论述：“宗教和诗都是人在幻想的表现。它们都把想象和现实混合在一起。两者的区别在于：宗教把它所说的看为真的，而诗歌知道它所说是虚幻的。诗歌所提供的不是现实，这是诗人自己知道的，因此，诗人在诗的想象中所作的只是欺骗自己。在这样做时，诗人是自觉的，它不符合科学，但并不反对科学。在诗歌中，人们得到了感情的满足，却并不阻碍智性的发展和追求。”[1]

　　据《礼记·檀弓》所载，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这就是说，对待死者，既不能完全按照所知道的去做，又不能完全按照所希望的去做。中道则是：既要照着所知道的去做，又要照着所希望的去做，对待已经去世的人，就如同对待他们所生时那样。《礼论》中荀子也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这是说，葬礼的作用是向生者表明人生和死亡的意义，以悲痛和尊敬来送别死者，这是隆重表示人的一生的完成。[1]这种“事死如事生”的精神，也正是风水学说的本义，是在不违背理性的同时对感性的照顾，具有诗一样的浪漫精神。

　　诗性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精髓所在。博大的中国人在理性思辨的同时敬畏天地，怀疑所有存在的同时相信一切可能。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更是一种自由的智慧。正是由于诗性，风水学才能够在安葬死者的同时惠及生者，恣意幻想的同时又自成体系，可以将其玄之又玄的理论世代相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水学不是科学，更不是迷信，而是一首诗。这首诗写在我们的建筑中，写在我们的景观里。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它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只知道它是很美的。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
[2]尚廓，中国风水格局的构成、生态环境与景观——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8
[3]史箴，风水典故考略——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8
[4]徐苏斌，风水学中的心理场因素——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8
[5](日)郭中端 等，风水：中国的环境设计——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8
[6]冯建逵 王其亨，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