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个外国人眼中艺术可以量产的魔幻之地，也是一个供应全球油画复制品的生产车间，但大芬村首先是一个期待改变的深圳城中村――世博会为大芬村找到了再生的契机……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深圳案例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墙是一幅巨大的“大芬丽莎”，里面讲着大芬村的“城中村再生”故事。新生代设计师雷磊将一个画工的房间直接放到了上海世博会的深圳案例馆。

　　20年前，这里是深圳市郊的小村落，只有300人；20年后，深圳城市扩张，这里成为被高档楼盘包围的城中村，但这条城中村的突围之路，不是靠出租，而是靠出口――欧美60%的商品油画在这里量产，油画的出口最高达到过一年4.3亿元。

　　大芬村的再生契机

　　“大芬村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地方，但大芬有很多苦涩的地方，有很多原创转型的阵痛。我觉得艺术家会对这个地方的变化更感兴趣，而不是这个地方的表面的形态。”雷磊做过深圳案例馆大芬村的开场动画，讲的是大芬村的历史。

　　世博会成就了大芬村发展的契机。深圳的城市规划官员特意将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的衍生活动，变为发生在深圳的“城市事件”：2010年5月，大芬村举行了“对流？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将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展览和独立策展制度的形式引进大芬；2010年8月“深圳大芬国际壁画邀请展”，北爱尔兰、英国、德国、希腊、美国、意大利、以色列、瑞士、南非和中国的25个艺术家与艺术家团队来到大芬村，用壁画为大芬村进行一次集体创作。

　　“壁画比起其他的架上作品和室内的装置作品，它本身对公众的冲击和影响更直接、更猛烈，尤其是大幅户外壁画的艺术表现方式可能更容易和社区、和周边的人发生关系。选择壁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好像更不高雅一点、更通俗一点，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品马上公众就能看明白，但是这种交流可能更直接。”壁画展总策划、建筑师孟岩如是向公众说。他在壁画展的“策展前言”中写道：“容置在公共空间的壁画艺术体现了人们对于情感表达的热望与敏感，以及对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需求。这在当下中国快速和粗放的造城运动之中所产生的大量缺乏表情和活力的城市空间里无疑是一剂良药。”

　　“世博会是一个机会，以大芬村为案例的顺利通过，我们就想到利用这个机会，把这部分政府的投资，除了在世博会现场做400平方米的建筑以外，返回一些到大芬村，能够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推动。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孟岩认为这是进一步引发村、城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的机会。

　　大芬村的公共建筑

　　“大芬村的复制品销往全球，在全球各地的宾馆、饭店都有，他们的口号是占领全球的墙壁。我感觉大芬村跟北京的石材加工厂、江西的瓷器厂一样，把油画艺术变成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产业的发生地。但它要发展的话，很多时候就要往原创发展。但很多画工跟我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做原创，但听说你是大芬的，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大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雷磊如是说。他曾和一个德国人到一个画工的房间，“老外现在是越来越懒，工作一段时间就休息，他看到一个地方，如此劳动密集型地去做艺术创作，疯狂，觉得很有趣。我在巴黎看到的《蒙娜丽莎》的复制照，全是这儿来的，罗浮宫旁边的，可以卖到几万欧元。”

　　“模仿的画不会达到这么高的价钱。”高中毕业的徐红出生在重庆一个贫穷山区，画画是自己学的。他来到深圳10年，做过门童、服务生、工地上的工人、装饰设计师，也常常做义工。他为深圳的游乐场与房地产项目画过壁画，拿过文博会临摹大赛一等奖，也与深圳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肖、画家张恒久一起创作过15米的油画《百年中英街》。他说，“大芬村做一幅《蒙娜丽莎》，有的能拿几千块钱，有的只能拿几百块钱。靠量才能养得起画廊。国内很多地方，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大芬村的人。就像陈丹青说过的，大芬村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平台，你有能力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大芬村的作画者前所未有地需要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一个将城中村和附近高档楼盘自然地连接起来的美术馆，正在成为他们的平台。“美术馆每个月都会有画展，任何来大芬村的人――商业老板、收藏家、游客都会来这里看展览，喜欢哪个人就可以通过美术馆，直接联系上这个人来购买他的画。但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画，就没有这样的平台。但是，要好的作品，必须原创，才能进入这个美术馆。要市美协，包括大芬美协来评定这些作品。”徐红说。

　　总策展人孟岩就是大芬村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师，他说：“美术馆属于公共建筑，应该更多能跟周边的社区发生关系，作为一个装置，能够激活周围的社区。”大芬美术馆在2005年设计、2007年建成，当时孟岩注意到大芬村有每年一度的临摹大赛，每年的前五名是能够得到进入城市的资格。当时他们就想让美术馆也成为画工的“出口”。

　　所以大芬村美术馆的外墙预留了形式各异的大型画框。“我们希望它不是一道传统意义上的墙。我们看到周边有很多高楼，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高楼，是新兴的中产阶层社区，他们原始的设计都是背向大芬村的，他们是不看大芬村的，是看外面的，我们也希望在外墙上通过这些东西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光是美术馆的外墙，实际上美术馆的外面还有两座桥，这也是美术馆对外的姿态。”这是孟岩的说法。

　　发展城市公共艺术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副处长周红玫长期关注大芬村的命运历程，她说：“当时我起草美术馆的任务书，赋予了大芬美术馆完全不同于体制内的美术馆的功能。有三种功能复合在一起：交易、销售和展示。”大芬村美术馆跟着整个大芬村在演化，它不像广东美术馆身处在广州最美丽的城中小岛上，而是身处在一个草根化的城中村，并渐渐成为这个量产艺术的城中村里，人们梦想的一个出口。

　　周红玫说：“‘大芬丽莎’的集体绘制活动之后，画工开始走进这个公共空间去使用这个空间。很多人使用这个公共空间，它才有活力。所以，我们就将它策划成大芬壁画节，安排为世博的延伸艺术事件。除了在世博的场馆里举行活动，我们还在城市里头有延伸的艺术事件。大芬村设计整个地区的规划对深圳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和推广是一种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推动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

　　上海世博会上城市最佳实践区深圳馆的展览叙事总导演牟森曾说：“深圳30年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大芬村的20年在我看来仅仅是蓄势而已。推动大芬村转型的力量是人的尊严，大芬村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一座村，成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代表，这是英雄般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