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始末

　　我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开始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三届，数来有15年，件件往事索绕心头。正是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至后来的世界遗产保护的工作当中。特别是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以侯仁之委员为首的四位委员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中国加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提案，其中就有我在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恢复工作的第五届全国政协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这其中包括对各地文物的保护情况要作专门调查。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刘澜涛秘书长和萨空了副秘书长。当时在全国政协和这项工作有关的工作组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建设组，组长是韩光同志，我是副组长；一个是文化组，组长先是丁玲，后来是魏传统。萨空了同志直接推动了这件事情。十年浩劫，各地文物破坏严重，其中西藏破坏最厉害，200多所寺庙都被毁坏了。全国政协从1980年开始，就组织调查团去各省区实地调查文物保护情况。我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问，年年都参加这种调查活动。

　　第一次去的是承德，由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带队，大家积极性很高，去的人也很多，我记得参加的人有缪云台、赵朴初、沈其震、萨空了、魏传统、程思远、吴亮平、杨放之、单士元等。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古建筑和环境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几个单位占用，并且不断地乱搭乱建，建设性破坏很大，“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就更厉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地方还是被一些单位占用，山庄的热河温泉竟被当成城市自来水的水源而抽枯。避暑山庄湖区北岸的万树园一带是清朝乾隆皇帝宴请蒙古王公的地方，日军侵占时在那里建起了传染病院。解放后，成了北京军区的肺结核病医院，并新建了礼堂、食堂和多栋二层单元宿舍楼。又如清朝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成了地区老干部休养所，为了冬天取暖，高大灰粗的烟囱插建其间。20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曾建议把承德作为外国驻华使节短期游憩的地方，得到周总理的同意。为此，当时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即组织承德的专项调查组，我参加了。这以后，避暑山庄的问题才开始逐步解决。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具有很高的历吏、艺术和科学价值。托物寄史，它铭记了清朝康乾盛世时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的民族政策和巩固边疆的政策，如“因其教，不易其俗”、“修一庙胜用十万兵”、“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清朝后期火烧圆明园后，丧权辱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在避暑山庄由咸丰皇帝签署的。这次全国政协的调查，使问题的解决自然更为彻底。后来萨空了同志给我写过一个条幅：“一九八〇年与郑孝燮诸同志六月七日访问承德，傍晚突然黑云压顶，到烟雨楼忽又转睛。夕阳照锤峰，呈全色。群以为幸遇，书此诗，以志：“片云头上黑，同游烟雨楼。锤峰金落照，无诗意境幽。”落款是：“孝燮同志两政，萨空了病中涂鸦，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一直挂到了现在。追随萨会诸委员保护文物，我和空了同志成了忘年之交。

　　1981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萨空了率政协调查团赴中原地区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调查文物保护，成员有沈其震、蹇先任、程思远、王朝闻、杨放之、吴亮平、单士元和我等。调查团先后察看了洛阳的龙门石窟、邙山历代古墓、汉魏故城的保护情况，重点考察了西安大雁塔、兵马俑、秦始皇陵、古城墙，太原文庙、晋祠，平遥古城和大同华严寺、云冈石窟等。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不少的工厂或学校建在了重要的遗址地上或文物的保护范围与控制地带上，使这些珍贵遗存遭到很大的破坏，也就是所说的 “建设性破坏”。再有就是不适当的道路交通对文物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地方上有人往 往强调“生产压倒一切”，例如像云冈石窟背后的那条运煤车辆源源不断的国道 (109国道)，煤车重载的振动，煤灰的污染，都给佛像带来损害。在交换意见的座谈会上，程思远、单士元等很多委员都发了言。更有甚者，有的煤矿开采设计方案竟然要想挖煤到石窟地下的近旁。委员们看了设计方案，一致要求废除只顾挖煤、不顾石窟安全的错误设计。

　　1982年5月，全国政协组织调查团到了华东四省区。这一次，除调查文物外，还有一个新课题：关于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调查。全团仍由萨空了同志带队，参加的有钱伟长、程思远、沈其震、杨放之、吴亮平、单士元、佟铮等同志和我。调查团到了上海、杭州、绍兴、苏州、扬州和南京等地，工厂车间、学校上课、单位办公、居民居住等占据历史建筑，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个别地方领导 说，这是不得已，“为了要吃饭”。吴亮平常委就此写文章在报上批评这种说法。水乡苏州已经填了许多河道，又在郊区天平山、灵岩山坡地；大量开拓墓地。最后我们来到济南调查，当时大明湖边上也有不少工厂，损害了整体环境，哪里还有 “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诗情画意。大明湖的水甚至被有关工厂用来作了印制钞票纸的工业用水。

　　这几次调查结束后，全国政协调查团都写了专题报告，向中央反映情况。当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的问题很少。主要问题是破坏性建设的情况比较突出，如何从整体上保护古建筑的认识不够，这就有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这和政协委员长期进行的文物保护调查、提建议和提案是分不开的。

　　1985年，在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前，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委员写信，后又打电话给我。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我们应该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我当即表示完全赞成。侯仁之教授先是在198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知道这件事的，这给他很大的震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条件，我们应该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样，就有了这份由侯老起草的，侯仁之、阳含熙、罗哲文和我共同签名的，编号为663号的提案。当年4月，这份提案送交给全国人大，引起高度重视。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

　　正是有了这样的好传统，不管是哪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要为保护文物而进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提提案，甚至上书中央。保护北京古都风貌，更成了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往往是全国政协会同北京市政协一起去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五届、六届全国政协的时候，我们多次调查并呼吁：卢沟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能再走车了。在一次调查现场，一位大概是管道路交通的负责人说：“桥，就是走车的。”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说：“过去是，但现在不行！碗是吃饭用的，但我们故宫陈列的金饭碗就不是吃饭用的！”

　　1993年的9月下旬，当时我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仍被邀请参加了全国政协对三峡文物的考察。这次的考察团有很多人参加，从重庆到宜昌，考察团包了一艘客轮，顺江而下，白天在岸上调查，晚上再回到船上。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81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钱伟长先生。多年以来，三峡工程一直是政协委员讨论的中心议题。在三峡工程就要动工兴建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关注三峡地区地上和水下丰富的文物古迹的命运。9月25日，考察团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经涪陵、丰都、忠县、云阳、奉节、巫山、秭归，到达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最后在宜昌登陆，前后历时十天。考察团成员实地察看了多处珍贵的文物遗存，像涪陵的白鹤梁江面、忠县的汉代 “无铭阀”和石宝寨、云阳的张飞庙、奉节的白帝城以及瞿塘峡的摩崖石刻等等，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三峡工程对文物造成的影响以及解决的办法。在船上和宜昌岸上，考察团成员和有关县市的负责同志多次座谈，大家都积极发言。国家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张德勤，还有罗哲文、谢辰生和我都谈了很具体的建议。我还记得钱伟长说：抢救三峡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船到中堡岛时，正值中秋佳节，钱伟长副主席代表考察团向文物考古工作者赠送了中秋月饼。考察团一行在三峡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回忆保护文物的往事，有时很顺。1979年2月北京德胜门箭楼要拆除。当时我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责任呼吁不要拆除北京德胜门箭楼。我即于1979年2月19日上书陈云副主席，请考虑制止破坏这一文物。我的信很快地就得到了批准，德胜门箭楼也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有时也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突变，若不是据理力争，像本该列入到历史文化名城之列的上海，应该列入世界遗产的平遥古城，恐怕都被一下子抹掉了。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怎能不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的古城墙、古街巷、古民居及古庙宇都基本上保存完好，这样一座体现了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古城，怎能在我们自己最后讨论申报世界遗产会上突然 “榜上无名”？对上海列入历史文化名城这件事，当时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单士元、罗哲文和我联名上书万里副总理才得以解决的。而平遥古城的问题，是我在会后不得不立即于1995年6月19日紧急上书给建设部侯捷部长等领导，建议一定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

　　从五届全国政协起，全国政协组织的文物保护调查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机缘，使我对古建文物做了很多“身临其境”的调查研究，至今二十余年来为追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 “马不停蹄”。我想，保护文物，保护世界遗产，匹夫有责。我还要坚持不懈做下去，责任是沉甸甸的。

    ——该内容来源于《留住我国建筑文化的记忆》（郑孝燮著），由中国风景园林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