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古建筑与文物保护专家）

    今年8月，我再次来到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所参与和经历的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在西子湖畔酝酿、发展并随之轰轰烈烈地产生巨大价值。但这次略有不同——选一个清晨，租来公共自行车，在大运河边穿行在晨练的人群中，去感受规划中的“大运河遗产小道”的魅力。

　　屈指算来，从另外一条大河边的小镇四川宜宾李庄算起，我在中国古建筑保护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70年。

　　这是怎样的70年！

　　我这7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奔走。从李庄到杭州，从脚下到心灵，都是如此。

　　如果我将自己微薄的70年，凝成一个时间点，我们瞻前仰后，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社会始终在动荡、变革中进步，而我们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始终薪火相传，从来没有舍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祖先智慧的眼界，也始终是在不断提升。当年，恩师梁思成先生在考察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时如是感受：“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我认为，从那时起至今，我们中国人已经将这样的理念通过实践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迅速发展的社会形态，迫切要求我们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力，以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速度，寻找和规划更有效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方法。

　　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增加一些时间，去关注我们的地球；也让做环保的人们，去多爱一些文化遗产，以此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我们的家园。我觉得文化遗产是另外一片尚未被我们重视的大自然——水、空气、风景名胜与文化遗产……构成了我们相互交织的共同的责任。只专注于一个领域的努力，将是徒劳或乏力的。在此基础之上，宽容和交融的思想体系成为迫切的必须。什么是交融？比如我们研究大运河，是在考古、文物保护、水利和水利史、经济与航运交通、立法与公众传播等多学科的合作下共同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对祖先与未来，是要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放在一起，给出一个价值评估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大运河遗产小道”上骑行的时候，更觉得自己是在做着一个全新的角色，更是一个生活的亲历者和志愿者。虽已八十有六，我对此仍充满欣喜和期望。

　　20年前，长城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思考目标，但是任务繁杂而步履缓慢。现在，在杭州，一个地区性的“运河（河道）学研究院”已经有了雏形。我相信，运河学的研究将比长城学的发展更为迅速。因为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更多：学科间边界消失、分歧减少，信息交融而相互需求明显。更重要的是，让世界更加理解、尊重和交融中华文明的优秀智慧，这个前景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文化，是国力的象征；历史证明，国力，是文化遗产活力的保证。

　　从这点来看，一个最好的时机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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