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多样性：动物生态保护研究的终极诉求

   随着人口膨胀和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的增大和生态系统的严重损害，目前全球许多野生动物物种已经灭绝，更多的则正处于濒危状态，动物生态保护已成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动物生态保护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发表几篇论文，更重要的是要为动物的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最大威胁来自过度利用
 
    国内外研究表明，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等会加速野生动物灭绝速度，并且使更多的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但记者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看到的一份题为《我国脊椎动物受威胁格局》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过度利用是中国脊椎动物的最大威胁”的论断。
 
  “我国哺乳动物的濒危或绝灭主要是‘吃’出来的，哺乳动物资源的利用对我国兽类多样性濒危或丧失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个体大的动物更容易成为被狩猎的对象，因而更容易濒危或绝灭。”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秘书长魏辅文研究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如此看待该实验室研究员李义明所取得的这一研究成果。
 
   海南坡鹿是我国海南独有的一种野生动物，但由于当地人对海南坡鹿的“神奇”保健作用深信不疑，在不断的猎杀中，海南坡鹿数量曾一度锐减到26只；而近年来我国喜马拉雅地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猖獗，也证实了上述观点。
 
    魏辅文说，上述研究成果修正了被世界广泛引用的“栖息地破坏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的传统观点，并提示我们，各国间不存在统一的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格局，各国必须根据本国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格局来制定保护对策，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蒋志刚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近百年来全球的物种灭绝率比自然速度快了近1000倍。200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颁布的最新红色名录统计，目前全球大约12%的鸟类、23%的兽类、32%的两栖动物和10％的高等植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直接造成了野生动物资源的严重衰竭，濒危野生动物的濒危机制和行为生态学研究及保护对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动物生态保护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两大发展趋势
 
“保护生物学是在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类活动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探讨减缓物种绝灭的机制、速率和防止物种绝灭的途径。”魏辅文说。
 
    动物生态保护研究既与社会、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法律等社会科学有联系，也与生态学、遗传学和地理学等众多自然学科密切相关，目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动物生态学研究，即从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不同空间尺度，研究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动物进化与环境适应的规律；二是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侧重于生物多样性理论和保护策略研究的保护生物学研究。保护生物学主要是利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如分子生物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等，研究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和珍稀濒危动物的保护，研究重点包括物种濒危灭绝机制、动物行为和适应、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等。
 
    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陶毅博士告诉记者说，目前国际动物生态保护研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动物行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展迅猛，其特点就是把生态学和行为学、遗传学和进化论结合在一起而探索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揭示动物性选择、求偶与交配行为、婚配制度和亲代抚育行为等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二是环境变化的生态效应和物种濒危灭绝的机制成为动物生态保护研究的热点。受威胁物种种群衰退的恢复途径是国际上关注的热点，国内外科学家在物种恢复与重建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讨，在美国有314个濒危物种已实施种群恢复计划，我国已实施大熊猫、麋鹿和海南坡鹿等物种放归和种群重建计划。
 
    我国拥有全球10%~14％的物种，同时也是濒危动物分布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257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有400种，动物生态保护研究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重点实验室成员孙悦华研究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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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GPS跟踪技术、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为动物生态保护研究提供了先进手段，并已在濒危动物种群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分子生态学、生态毒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利用。
 
    2006年6月19日出版的国际著名生物学刊物《现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魏辅文等人的研究成果。我国科学家首次利用非损伤性遗传取样法对我国王朗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数量进行调查，发现该保护区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远远超过人们先前的估计，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为66只，比该地原有调查结果高两倍多，同时证明大熊猫仍然具有长期续存的进化潜力。该研究报告立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与媒体的关注，并被国际著名杂志《发现》评为该刊2006年度12大生物科技新闻之一，是2006年度唯一入选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滇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濒危动物，种群数量仅约1500只。由于生境破碎化日益严重，群间相互隔绝，基因交流困难，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由于其生活在高山森林之中，给研究和了解该物种造成极大困难。魏辅文和李明研究员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自动脱落项圈和分子生物学跟踪技术研究猴群的活动规律和种群遗传结构，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猴群夏季巢域分离，且南部种群具有特有的遗传基因，应重点加强保护，这一研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随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问题的不断出现，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面对国家的巨大需求和严峻的社会形势，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将“野生动物疫病预警与防控研究”作为重大战略布局。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全力支持下，该所科研人员先后在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疾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自然》、《科学》等刊物发表重要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科学指导濒危动物保护
 
    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副理事长宋延龄研究员长期从事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群动态、动物与栖息地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海南、陕西秦岭和甘肃祁连山等地设有野外工作基地，以海南坡鹿、秦岭羚牛及同域分布的草食动物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宋延龄告诉记者，动物生态保护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发表几篇论文，更重要的是要为动物的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动物栖息地管理方案，在国家“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工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海南坡鹿被列为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并启动了“海南坡鹿及其栖息地保护工程”项目，这一物种已经从26只发展到1300多只。
 
    我国科学家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在对多种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和种群恢复进行的长期研究中所取得的大量重要基础数据，为国家制定栖息地保护措施和启动栖息地保护工程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指导，推动了国家层面的规划与决策。国家林业局等启动的海南大田坡鹿迁地保护与种群重建工程、2005年实施的大熊猫盛林I号野外放归和2006年实施的圈养大熊猫“祥祥”放归等，都凝聚了动物生态保护研究的成果。“我国动物防疫等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严格防范候鸟向北迁徙带有禽流感蔓延的紧急建议”、“谨防青藏铁路沿线鼠疫传播”等多项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将“我国生物多样性及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列入“科技战略重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中也将“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研究作为重点和前沿研究领域进行布局。对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动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知彬研究员表示，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将继续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及学科发展前沿，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生态学理论和资源保护策略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为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