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浩劫150周年祭：东方古国最艳丽疮疤

1860年圆明园内的英法军队。（英军随军画师绘）

圆明园外观风貌。 郎世宁绘铜版画

1916年前后的方外观遗址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仪式

　　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下的蛋

　　“不能忘记”！

　　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四个大字题刻在碑石上，其鲜红的颜色与整个纪念活动的悲情色彩相统一。这是2010年10月8日上午，在圆明园正觉寺山门广场，北京海淀区政府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巨幅圆明园西洋楼老照片映衬下，一片废墟中惟一幸存下来的圆明园古建筑群???正觉寺主体修缮、复建工程已经完工。昔日皇家佛寺恢弘气派的重构，再次勾起人们一种离愁般的历史追思。

　　倏忽间已是一个半世纪。150年前那场“三昼夜不熄”的大火，毁损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宫殿式御园，还有一个王朝面临外敌入侵时因技不如人而导致的尊严和利益流失。

　　发端于1860年10月18日的火烧圆明园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产物。二十年前，“自由贸易”的所谓普世价值旗帜下的鸦片输送，掀起了中西冲突的第一次近代战争。清王朝的惨败，昭示了一种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的胜利。整个帝国对西方的了解都显得滞后，得知英国已退出长江，道光皇帝为节省浩繁的军费，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这样一种相对和平主义的治国方略，在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进一步诉求时，只能让历史再次重演。

　　在“战”与“和”间左右摇摆的大清帝国，褪去了往日荣耀盛大的光环。内部的腐败、江湖叛乱和外患，一起纠结着加速将其推向末路。圆明园的熊熊火光，映照出一个时代东西方的落败与骄横。

　　这场浩劫暴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年代，闭关自守者的可悲下场；而侵略者粗暴的态度，对以“天朝”自居的满清也构成一种巨大的激励，此后发轫于同治年间的救亡图存战略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忧外患中历经波折，却仍不绝如缕延续百年。

　　华园劫难

　　“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

　　英法联军对北京城的包围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1860年10月6日，飞涨的物价正困扰着这座大门已关闭十余天的城市，居民中弥漫着恐慌情绪。半个月前发生在与京城仅四公里的八里桥战役，让清军再一次惨败。败局已定之下，咸丰皇帝旋即避走承德热河，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恭亲王奕?此刻也逃离驻守的圆明园。手持先进兵器的异族人，在北京的城墙外打转，并约定在圆明园处会合。

　　法军比英军较早抵达圆明园。在入园前，他们曾经历一段无效的阻抗。英国作家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法军原本预料皇帝的卫队会冒死保卫圆明园，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卫队也逃跑了。不过，侵略者遭到了皇帝500手无寸铁的太监的既可悲又可笑的‘进攻’，他们是皇帝最后的保卫者。”

　　这段描述不尽准确。事实是，太监们握有武器，冲突发生时，满洲的八品首领任亮被打死，另有几名法国军人受伤。根据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的记载，尽管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他还是命令部队于当晚7时占领圆明园，强行攻入，他下令占领了圆明园。

　　圆明园的华丽，惊呆了几乎所有的入侵者。现存的史料中，充斥着他们不吝赞美的各种言辞。英军迟至第二天中午到达圆明园，与法军会合。按照英国最高指挥官格兰特事后的说法，法军在其到来前，已经洗劫了圆明园的部分珍宝文物，“每一个房间都有半数以上的财物被取走或遭到破坏。”但这种指控是相互的，法军后来也反咬英军率先掠夺这座皇家园林。

　　不过，在10月7日这天中午，英法联军体现了合作精神，他们决定将圆明园内的所有珍宝作为“战利品”，由双方对半平分。但劫掠很快变得失序。当时在现场的法国埃里松伯爵说，当天下午三四点，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秩序越变越乱。布立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详细铺陈了英军与法军所见证的洗劫。“军纪涣散到极点，以至于第二天宫殿外的起床号响起时，只有10%的英军士兵到场集合，大多数都在宫殿里面抢东西。”另一本书《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这样说。至于法军的表现，按照参与放火焚烧圆明园的行动队成员戈登的说法：“很难想象那座皇宫的壮观景象和法国人对它进行的令人憎恶的破坏……法国人极没有理性，他们摧毁一切。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十足的大破坏”。

　　最后，北京当地的居民也参加到偷取圆明园残剩物品的行列。在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下达焚烧圆明园的决定之前，这里除了恢弘富丽的建筑本身之外，其实已几乎被洗劫一空。

　　人质玄机

　　联军抛出圈套论，是为后来的洗劫火烧圆明园开脱？

　　当圆明园内的珍宝文物，唤起入侵者内心疯狂的欲念时，清朝的钦差大臣恒祺正在犹疑着如何处理手中的英法人质。

　　以巴夏礼为首的三十余名人质，是在1860年9月18日一次谈判破裂后被扣押的。在此之前，北塘和天津都已相继失守。清廷决定派出谈判代表桂良，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道歉、赔偿和签订《天津条约》之外，入侵者还要求进京面见皇帝。但桂良坚持入京的仪式必须听从清政府的安排。

　　在谈判进行过程中，英法联军并未停止向北京的进犯，并利用清朝的恐慌心理，一步步提出更高的诉求：1000人的军队进京，并将外交国书直接递交中国皇帝???自马戛尔尼乾隆朝期间使华开始，如何觐见中国皇帝，一直是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学界通常贴给清朝迂腐与自大的标签，获得列文森奖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国学者何伟亚著)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反对那种文化差异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论点。

　　英法联军已经挺进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怡亲王载垣开始接替桂良，成为新的谈判代表，谈判地点也改在了通州。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天津的河西务镇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洗劫。9月18日，英法联军率先发动了进攻，理由是清军在为伏击他们做准备。无论如何，谈判是最终破裂了。重起战端之后(事实上英法联军一直没有停止入侵)，英军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被清兵捉住，成为人质。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称，“巴夏礼在离北京约10英里处的通州遇上了新任钦差大臣怡亲王，并在争执中侮辱了亲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军士兵扣押的消息传了过来，怡亲王下令拘押巴夏礼作为报复。”不过，在巴夏礼的事后描述中，他是被主战的僧格林沁所捕获的。

　　在事后的记载中，英法联军一直指责清朝在谈判中背信弃义，设立了圈套。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则认为，联军的自我辩解误导了很多史学家，其实他们在通州抛出圈套论，只是为后来的洗劫火烧圆明园开脱，是英法联军预先炮制出来用以指责中方欺诈，并为他们后来所犯下的罪行辩解、转嫁，求得宽恕。

　　联军很快洗劫了通州张家湾，9月21日，在八里桥决战的胜利，使入侵者的枪炮近在咫尺地对准了北京厚厚的城墙。提供补给之后，英法联军劫掠了圆明园。武力的威慑之下，巴夏礼等人陆续被放出，但其中也有部分人质已被处决。

　　北京城门也向入侵者打开了。在与傲慢的英法联军打交道中，恭亲王奕?不得不节节退让，对圆明园被洗劫的抗议毫无成效，以为人质遭到虐待寻求赔偿的名义，白银的索取陡然又增加了50万两，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还威胁要铲平整座圆明园。虽然恭亲王表达了请求，额尔金还是于10月18日下达了焚烧的命令。

　　“额尔金作出这个要烧毁圆明园的严重决定，全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并没有得到盟军法国的同意。事实上，法军统帅葛洛斯并不同意用这种极端的报复行动来破坏和谈的气氛。”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认为，英国人最终要烧毁圆明园，为的是让咸丰皇帝痛心。

　　堂皇的焚烧

　　“火光映照在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

　　对圆明园的焚烧，是在清军失去抵抗能力情况下，明目张胆的一次行动。英军为此事先张贴了布告，并动用很多搬运车将圆明园和附近官邸内剩下且可以搬走的珍宝文物，全部搬走了。

　　虽然这最后一次对圆明园的有组织劫掠，收获甚大，但仍有部分物品成为接下来烈火中的牺牲品。当分布在圆明园各处的士兵，将手持的火把抛向大多以雪松搭盖的圆明园诸建筑时，火势迅猛燃烧成片。

　　一个叫哥顿的英国上尉在家信中说，“你绝对不能想象，我们烧毁了这个美丽而雄伟的地方。将之烧毁使人心酸，事实上，这些宫殿非常庞大，由于我们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使我们无法彻底地掠夺。大量黄金装饰当做黄铜被焚烧。很不幸，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个让军纪丧尽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因为掠夺而变野蛮了。”

　　家信中透露出对焚烧影响劫掠的遗憾，虽然他也认为劫掠和焚烧一样，是野蛮的行为。这样一种幽暗的复杂心情，在下令焚烧者的公开声辩中，却难觅其迹。额尔金没有任何自责，他在焚烧开始后一周的一篇公文中说：“因为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这一惩罚并不针对人民，相对而言，人民是无罪的。这一惩罚只针对皇帝，他个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负有直接责任；这不只因为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还因为他最近颁发诏书，说什么取一个外国人头可获一笔赏金，还宣布他决定把他最后的银两拿来充做此种凶杀的赏钱。”

　　“正义通常都是属于最后的胜利者。”汪荣祖有这样的慨叹。甚至于在当下中国学界和媒体圈内，额尔金谴责并放大中国对战俘虐待的论点，都有相当的市场。汪荣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清朝当权者下令虐待欧洲战俘，恰好相反，刑部9月18、19日的档案显示，他们不仅要求“不可以虐待和羞辱战俘”，还要在日常供应上让他们感到舒适和满意。当然可能狱卒并未遵守这些规定，但按照蔡申之的研究，中国人被英法联军虐待的残酷程度更远远过之。清廷天津知府即死于俘虏他的人手里。《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只有短短一句描述：“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

　　这些辨析在当时并无意义，因为谈判根本就是不对等的。重要的是圆明园就在冠冕堂皇的言辞下被焚烧了。英军中校吴士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在这片欢呼雀跃声中，年仅30岁的咸丰皇帝吐血倒地。受到英军惩罚的当然不只是咸丰一人，圆明园的被焚自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伤痕。而额尔金更深层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为下一步的谈判增加砝码。

　　鸦片苦果

　　圆明园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圆明园的火势刚熄，法国外交代表葛罗接到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葛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因为在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一直担心局势将发生逆转。

　　事实上，恭亲王、桂良等人的确被焚烧行为震怒，曾在上书咸丰的奏折中表示，“臣等见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但吐血过后的咸丰帝，已无此前主战时的勇气。

　　恭亲王在颐指气使的联军头目面前，开始收拾残局。接下来关于《北京条约》的谈判充满耻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被确认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增加为800万两，香港九龙也被割让给了英国。在天津留下一支警卫部队后，供应短缺的英法联军开始撤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已有20年。这20年间，清廷甚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有效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在敌人重新发起的坚船利炮攻势下，仍如此不堪一击。

　　英法开始全球范围的贸易与殖民，清朝却还是依循传统的“天朝”观念，以一种和平友好的下俯式姿态与他国交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吝让利，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于此，他们想要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而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宣称文化冲突，以自己的所谓普世文明开道；另一方面，又在与清廷的冲突中，以自己单方制定的规则来评判和放大纠纷个案，并以枪炮做后盾进一步侵略。

　　在18世纪后期，清朝对欧洲的贸易就已经有了所谓的“广州制度”。而鸦片的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更早时，但其真正大规模流向广州，则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国陶瓷、丝绸、茶叶等的出口对欧洲造成很大的贸易逆差，西方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而鸦片贸易，最终逆转了这一形势。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称，“到1820年代，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足以供给一百万左右的吸食者。在这一数字基础上再加上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数量(虽然这个量还很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鸦片进口的数量到1840年应该更为严重，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失，鸦片又侵蚀了众多国民的体质和意志力。禁烟的运动开始了，而西方以“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的名义，与这个东方老大帝国冲撞。

　　清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确过于无知。战争的结果，以惨败告终。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曾详细对比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方面，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兵力上，表面数字为英国远征军至战争结束时有约2万人，与清军相比约1：40，但因为清朝没有警察，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其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驻防分散，所以实际动员的部队约10万，且因调兵缓慢，很多战役反而英军兵力占优；而且清朝兵役制存在很大问题，内部腐败尤其严重。由此，在战争中一触即溃，并不出人意料。

　　令人慨叹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没有明显的认识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积极努力，二十年后在面对英法联军时再尝苦果，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一次，圆明园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自强运动

　　将濒临崩溃的王朝再续60年

　　在圆明园被焚之前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至死没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从臣子的奏折中，知晓了圆明园被毁损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让后人作为话柄的是，北京条约签署的前后，他最关心的仍是坚决抵制侵略者亲递国书。

　　咸丰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载淳继位，在他君临华夏(背后是两太后垂帘)的十余年间，大清有了中兴的气象。芮玛丽在《同治中兴》序言中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临的不仅仅是圆明园被焚、条约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还有挥之不去的内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借助了洋枪洋炮和西式轮船，它们发挥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体必须学习西方技术的认知。清朝和平主义的方略可能并没有错，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应再对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守的势力开始受到冲击。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说，“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

　　圆明园的废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促使时代面对它的落败、教训和挑战。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谨记1860年的耻辱。当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圆明园时，收拾二次鸦片战争残局的恭亲王奕?，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家财富的浪费。

　　兵工厂、造船厂开始兴建，还有培育外交翻译的同文馆。更重要的是，作为专司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横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鸿胪寺，牵涉到的外交业务，大抵都是有关朝贡国的。芮玛丽将这个机构的设立看做是同治中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剑桥中国晚清史》则表示，“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自强运动的努力成效，在后来甲午战争中受到检验。在一个习惯以当下成败论绩效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惨淡、令人丧气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停止过，有的只是在社会进步的理性自负下，阶段性地进三退五或原地打转。

　　众声喧哗。圆明园的废墟仍横亘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败的教训，但未来的方向，仍有待发现的眼睛。

　　参考书目：

　　[法]伯纳?布立赛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

　　汪荣祖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英]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合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一个帝国的堕落》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美]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

　　[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美]芮玛丽著《同治中兴》

　　[美]何伟亚著《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