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凶猛

　　在中国东南沿海高速公路旁边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下称“一枝黄花”）的植物。这种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名字虽然好听，但却给当地政府和农民造成了极大地困扰。

　　如今正是“一枝黄花”花谢结籽的季节，平均每株黄花有近1500个头状花序，每个头状花序中又能平均长出14枚种子，一株植株可形成2万多粒种子，能通过风、鸟等多种途径传播，种子的发芽率达43%，还能通过根茎繁殖。

　　是谁最早把原产于美洲的“一枝黄花”引入中国已经不可考了，有一种说法是，最初引入时“一枝黄花”是用作园艺装饰的。如今它已经国家质检总局列入了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成为中国境内威胁最大的外来物种之一。

　　“一枝黄花”不仅对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还能蚕食棉花、玉米、大豆等旱地农作物和种植茭白的水田，严重影响这些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像“一枝黄花”这样对中国的农林作物及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有害生物正在呈现加速蔓延的趋势。农业部坦承，植物疫情防控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防不胜防

　　农业部近期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植物检疫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植物检疫工作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具体表现之一为，疫情传入风险越来越高，农业部门统计表明植物疫情传入频率呈上升趋势，近10年来我国新发现植物有害生物多达20种，是前30年的2倍。

　　全球化程度加深之下，近年来国外重大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呈现出数量剧增、频率加快之势。

　　农业部数据显示，在2006年中国就相继在海南、辽宁等地发现了三叶斑潜蝇、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等新疫情。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仅发现1种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80年代发现2种，90年代迅速增加到10种，2000年至2006年发现近20种，如今已经超过了20种。来自农业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农林水生态系统中的外来入侵物种已经达到520种，入侵植物233种，无脊椎动物91种，植物病害62种。

　　农业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主任万方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数量快速增加最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交通和大陆间的运输，加快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时间和频率，此外由于海关检疫水平和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发现了一部分之前未被发现的物种。中国已经成为外来有害生物侵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针对植物疫情传入性风险越来越高的局面，在“十一五”期间，质检总局会同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将原来《84种进境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修订后扩大为437种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来有害生物和有毒有害物质入侵防御体系。

　　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仅2010年，在全国进境动植物检验检疫就发现疫情、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货物264983批，来自18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截获各类有害生物3654种（类）40万次，检疫性有害生物217种（类）29297次，其他有害生物3437种37万次。按截获有害生物类别统计，昆虫占48.68%，杂草占26.65%，真菌占10.32%，线虫占7.42%，细菌、螨类、病毒和其他类别占7.02%。

　　外来有害生物对于农作物和林业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据万方浩的研究，2002年以松材线虫病和水葫芦为代表的十三种主要入侵物种导致的经济损失估计有574亿元。植物疫情对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在增大。据农业部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植物疫情原因造成出口农产品退货或销毁的经济损失达数亿元。

　　在过去十年，潜在入侵物种的截获频次也在增加，2010年截获各类有害生物3654种，已经达2002年的4倍左右。但是植物疫情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据农业部统计，2011年上半年各地已报告新发疫情46起，涉及13种检疫性有害生物，新增疫情发生县58个。

　　中国人民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除去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物种入侵之外，当前植物疫情频发也有国内的因素，长距离国内运输人为加大了植物疫情的传播风险。以蔬菜为例，由于城市化的影响，大城市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需要从山东或是海南调运蔬菜。“海南炎热的气候适合病虫害的成长，而且很多蔬菜种子也在海南育种，这些虫害会随着长途运输到达全国各地。”郑风田说。

　　防控难题

　　万方浩表示，当前植物疫情蔓延扩散最大的原因还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这也决定了植物疫情很难完全避免，科研人员所能做的就是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将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优势产区保护机制和重大疫情截防机制在内的植物防疫模式，农业部也表示，力争到“十二五”末，确保新发农业植物疫情不蔓延危害，已有疫情不爆发成灾，总体危害损失控制在3%以内，一般疫情应施检疫率和防控处置率达到80%以上，重点疫区的植物调出施检率、良种繁育基地产地检疫率和重大疫情处置率达到100%。

　　然而，农业部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风田表示，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是植物疫情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尽快提高植物防疫的立法层次。

　　目前，欧美及亚洲周边国家相继颁布了植物保护或植物检疫方面的专门法律，而我国一直沿用的还是20年前国务院颁布的《植物检疫条例》，由于法律效力不高，加之多年没有修订，在保障措施、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市场检疫执法等管理环节上存在空白，导致执法威慑力度不够，一些重大疫情难以控制。

　　郑风田也表示，一方面是植物检疫部门抱怨经费不足，而另一方面则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也屡见不鲜。

　　一位植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外检（也就是海关检查）方面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大的。内检方面虽然确实存在人手资金不足的情况，但检验部门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检疫。

　　利好有限

　　那么植物疫情的上升是否会对中国的农药行业产生利好？本报采访的相关人士纷纷表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产生的利好有限。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徐洪志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境外生物入侵数量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但绝大多数的有害生物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是一些“小火苗”，并不能对中国的农药行业产生直接的影响。

　　徐洪志表示，从他们所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来中国农作物的病虫害仍处于一个稳定的时期，除了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等情况是逐年加重之外，其他植物疫情并没有显著增加之势。

　　徐洪志认为，植物疫情并不能对农药行业产生整体性利好，但可能会体现为结构性的利好。因为一些农药品种已经用了很多年，而且用量越来越大，病虫害具有了抗药性。对于农药生产企业来说，如果能够开发出用量低、疗效好，有针对性和原创性的农药品种，那么市场前景就会比较好，也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

　　目前，中国的农药市场仍然处于一种低端无序竞争的状态，尚无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国内规模最大的农药企业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只有2%~3%。处于行业前列的厂家均为中外合资企业。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原创性产品。

　　东方艾格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规模以上农药企业890家，共生产234万吨农药，其中杀虫剂44万吨，杀菌剂17万吨，除草剂105万吨；销售额430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230亿元人民币，农药行业利润率仅有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