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高中毕业的印开蒲,被分配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在单位的图书馆里,他发现一套三册题为《威尔逊植物志》的书,作者名叫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是一位英籍植物学家。威尔逊1899-1918年间五次踏足中国,在中西部地区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
印开蒲的生物研究工作,一开始也是采集植物标本,他一干差不多20年,足迹遍及四川及周边省份。威尔逊的书,是他经常翻阅的参考资料。
印开蒲没有料到,几十年后他与威尔逊会有进一步的关系。他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世界闻名的植物学家,威尔逊1930年死于一场车祸,享年54岁。然而,2010年印开蒲出版了一本名为《百年追寻》的书,其中收录了250组照片,分别由威尔逊和印开蒲拍摄,在相同的拍摄点位,但拍摄时间大致相隔100年。在今年4月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作为主宾国,中国政府推出十来个小型展览,印开蒲展示了20组跨世纪照片,获得很好的反响。
“拍照这个想法,大概产生于15年前。”印开蒲说。1989年成都生物研究所与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启动一项合作,印开蒲也参与其中。1997年英国朋友送给印的同事一本新出的书,名为《中国威尔逊》。印开蒲翻开这本书时,看到有20来张威尔逊在中国西部拍的老照片,他说当时非常激动,因为照片中的场景,多数他很熟悉,他曾踏访过图片中的许多地方。时间已过去几乎一个世纪,许多地方变化很大。“我能否沿着威尔逊的路线,在同样的地方再拍一些照片呢?”他对自己说。由于工作需要,印开蒲经常在外面跑,相机是他惯用的工具。
印开蒲开始收集威尔逊的照片,英国丘园的朋友提供了一些;一位从事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朋友在网上购到威尔逊写的另一本书《中国—园林之母》,转赠给他,书中录有更多的照片;在威尔逊晚年供职的哈佛大学标本馆的网站上,印开蒲买到一些前所未见的照片;后来,一位搞旅游的朋友也将自己收集的数百张威尔逊的旧照片,无偿地提供给他。印开蒲手中的照片,超过了1000张,他筛选出大约400张,认为可以重新拍摄。谁知,接下来的工作却是困难重重。
确定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威尔逊照片主要记录花卉植物,对拍摄地点少有提及,即使标注地名,也往往范围很大但具体地点不详,而且文字是韦氏拼法的英文,是通过一位说粤语的翻译从各种方言转换过来的。有些照片中有依稀可辨的文字或标志,但这些往往在当代环境中已完全消失。印开蒲认真钻研威尔逊的书,细心考证其中国探险的路线,然后凭猜测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
许多地方在内陆偏远的高海拔山区。印开蒲重走威尔逊之路,途中遭遇暴风雨、洪水、大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与一个世纪前威尔逊的经历可堪伯仲。即便印开蒲习惯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他还是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偶尔也派上了用场。
“重走之路并不容易。”印开蒲说。与威尔逊相比,印开蒲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劣势。威尔逊来中国时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有充足的资金,精良的装备,还雇了二十几个随从。印开蒲重走时已年过六旬,为了节省经费,大多数时候,印开蒲只能在当地请上一、两个人相伴。
一个世纪是不短的时期,威尔逊照片中显示的地方,许多发生了巨大变化:河流改道、山体滑坡、森林被伐;狭窄的茶马古道变成宽阔的公路,一路上货车取代了搬运工,石桥或铁桥取代了竹子吊桥,小镇的低矮房屋变成一幢幢高大建筑;而昔日脑后拖着长辫子的当地居民,如今衣着光鲜、现代时尚。
威尔逊照片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100年对他们来说是太长了。印开蒲试图找到他们的后裔。“这是这项工作中最困难和最有趣的部分。”印开蒲说。通过求助于媒体、当地政府和尝试各种人际关系,他成功地找到七位照片人物的后代。
威尔逊一行在丹巴县的小山村采集植物标本时,曾留宿在一藏族农户家里。在1908年7月5日的日记里,威尔逊记载女主人不仅热情好客,而且爱笑,笑声非常动听。当印开蒲找到女主人的曾孙女时,发现这个50多岁的藏族妇女同样也爱笑,令在场的人都感到快乐和惊讶。
相隔一个世纪的新旧照片中,保持不变的是蔚蓝的天空、高耸的雪山和层层叠叠的植物花卉。印开蒲发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交通条件还像从前一样不方便。他找到了一张老照片中水车的地点,水车还在那里,依然在转动,但显然不是照片中的那部旧水车了。
每当印开蒲找到一处景观变化小的老照片拍摄点,在他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仿佛感到自己正沿着时光隧道来到威尔逊的身边,与这个从未谋面过的同行愉快地交谈。此时的一个世纪,变得只有照相机快门百分之一秒的“咔嚓”一声那样短暂。两张照片的差异,仅仅只在色彩的不同而已。
社会因素特别是近十年的西部大开发,给威尔逊照片涉及地区带来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局部地区自然因素是决定性的。汶川震区是威尔逊拍摄照片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印开蒲在2008年大地震前,去那里拍摄了一些照片,地震后他又几次回去重拍,如今这些照片为比较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事生态学研究工作的印开蒲希望,这种在相同点位重拍可以在国内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种从景观尺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中等规模监测的手法,与宏观的卫星遥感方法和微观的监测手段交替互补。
“百年追寻”这项工程,前期筹措经费和收集资料用了七年时间,沿着威尔逊之路重拍照片,又历时整整六年。期间,印开蒲四次去重庆和湖北,并在四川省内寻访拍摄达十次之多,总行程有几万公里。
在《百年追寻》后记里,印开蒲说,希望未来的人们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以后每隔100年重新拍摄照片,即便只是为了提高生态保护的公众意识。后来者做这项工作会比较容易,因为印开蒲在每张照片上记录了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
在源远流长的地球生命史中,一个世纪或许不算很长,有人说人类迟早会移居别的星球,印开蒲说:“我希望子孙后代会比我们更理性,他们会找到一个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每当印开蒲找到一处景观变化小的老照片拍摄点,在他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他仿佛感到自己正沿着时光隧道来到威尔逊的身边,与这个从未谋面过的同行愉快地交谈。此时的一个世纪,变得只有照相机快门百分之一秒的“咔嚓”一声那样短暂。两张照片的差异,仅仅只在色彩的不同而已。
社会因素特别是近十年的西部大开发,给威尔逊照片涉及地区带来相当大的变化,但在局部地区自然因素是决定性的。汶川震区是威尔逊拍摄照片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印开蒲在2008年大地震前,去那里拍摄了一些照片,地震后他又几次回去重拍,如今这些照片为比较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事生态学研究工作的印开蒲希望,这种在相同点位重拍可以在国内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种从景观尺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中等规模监测的手法,与宏观的卫星遥感方法和微观的监测手段交替互补。
“百年追寻”这项工程,前期筹措经费和收集资料用了七年时间,沿着威尔逊之路重拍照片,又历时整整六年。期间,印开蒲四次去重庆和湖北,并在四川省内寻访拍摄达十次之多,总行程有几万公里。
在《百年追寻》后记里,印开蒲说,希望未来的人们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以后每隔100年重新拍摄照片,即便只是为了提高生态保护的公众意识。后来者做这项工作会比较容易,因为印开蒲在每张照片上记录了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
在源远流长的地球生命史中,一个世纪或许不算很长,有人说人类迟早会移居别的星球,印开蒲说:“我希望子孙后代会比我们更理性,他们会找到一个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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