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中的徽州文化

　　宗法社会的礼教标本

　　到了西递不能不说的就是位于村中心的胡氏宗祠“敬爱堂”，这是西递规模最大的祠堂，也是胡氏族人祭祀祖先、举行宗族议事、举办婚庆喜事、执行宗法制度、教斥不屑子孙的场所。

　　在中国，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社会，那么古代村落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许多村落从起源到布局，均表现出较强的宗族性。宗族的核心表征就是宗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念场或心理场作用。

　　朱熹和程氏二兄弟的祖籍都在古徽州，因此古徽州是受程朱理学影响至深的地方。朱熹生前曾三次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讲学乡里，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了古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作为古徽州地域内的西递，自然也就把程朱理学融入了自己的族规、族权之内，而程朱理学为西递的发展和兴盛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礼教对徽州乃至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之深，于徽州祠堂可略见一斑。因此敬爱堂不仅是村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也是西递村中的礼制建筑。“敬爱“一词，寓意深刻，既启示后人须敬老爱幼，又示意族人要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敬爱堂的大门十分讲究，面阔三间，上覆三滴水式的屋顶，气势恢宏。祠堂中门之内为祭祀大厅，分上下两庭，间隔以宽阔的天井，左右分列宽大的东西廊庑。里门之内为楼式建筑的享堂，形式古朴而庄重，是供奉胡氏祖先神位的地方，上方悬挂匾额“百代蒸尝”。中国古代祭祀中称秋祭为“尝”，称冬祭为“蒸”，“百代蒸尝”意为世世代代、年年岁岁都要认真祭祀祖宗。堂内还有忠、孝、节、义四块巨匾，其中里门上方悬挂着一个一米见方的大“孝”字，据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该字亦书亦画，字的上部酷似一仰面作揖尊老孝顺的后生，而人面的后脑却分明像一尖嘴猴头，村人遂附会其为“尊老孝顺者为人，忤逆不孝者为畜牲”。

　　牛形宏村

　　宏村人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设计手法，别出心裁地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

　　宏村位于黟县县城东北11公里处，整个村落坐北朝南。最大的特色在其整体布局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一对古树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为牛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脚。

　　栩栩如生的“牛”村

　　这座始建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的村落，最初叫作弘村。明永乐年间，汪氏族长请风水先生勘定环境，重新布局了建筑，并引水入村。清代中期，村中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兴建，并为避乾隆帝“弘历”之讳，而更名为“宏村”。

　　近千年的繁衍生息、筹划经营，至清代宏村已经发展为“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即便今日，村内依然留存了约140余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可窥见当年盛况之一毛。

　　宏村村头有两株高大的红杨、银杏，高均20余米，就是“牛角”。银杏又称白果，故两树又暗合红白喜事之说。依照村俗，村民办红事（喜事）要绕红杨树三圈，办白事（丧事）则要绕白果树三圈，故而这两棵古树除风水树的标志功能外，还扮演着规导传统礼俗的作用。

　　比喻为牛身的屋舍灰瓦覆盖，其间密布着“九曲十八弯”的清渠，又恰如牛身体中纵横交错的“肠道”，故称“牛肠”，其中包括“大肠”400米，“小肠”400米。据说汪氏祖辈曾有族规：“牛肠”之水在每天早上八点以前为饮用之水，八点之后，村民方可在“牛肠”中洗涮碗碟蔬菜和衣物，以保持水质清洁。以后因村民相继挖掘水井作为引用水，“牛肠”才渐次成为浣洗场所。后来又有许多人家引曲水入庭院，叠石掘池，埘（音同“时”，shí）花植树，营造一隅壶中天地。

　　视为牛胃的村中央半月形的池塘，是村民在时任明永乐年间山西粮运主簿的汪辛的带领下，将村中的一眼泉井掘成的一个一千余平方米的大池塘，池形依照风水之说“花开则落，月圆则亏”而作半月形，故称“月沼”或“月溏”。

　　村外的南湖是牛形村落的牛肚。按仿生原理，牛是反刍动物，应有双胃，因而牛形村也应有两个水池与之对应；另从风水角度而言，村中的“月沼”为“内阳水”，需另有“外阳水”与之呼应，求得阴阳平衡，以利于族群发展，村人遂将村南百亩田地掘为池塘，作为牛形村的另一个胃，是为“南湖”，由此形成了牛形村落完整的的格局。

　　“不废诵读”闻书香

　　在徽州古村落规划中，大多都设计有较完备的水系，以便生活取水和防火所需。但若宏村这样规划周备，又情趣盎然的仿生水系实为罕见。它不但在物质层面上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在精神层面产生了深厚的文化意蕴，诱发了独特的审美感受。

　　400年来，村中流淌不息的碧水清渠，不仅方便了百姓生产生活，消除了火灾之患，还营造了宜居的小气候和优美的水村景观，家家门前淌清泉，户户院中蓄碧池。有诗赞曰：“何事就此卜邻居，月沼南池画不如。浣汲何妨汐路远，家家门巷出清泉。” 难怪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正所谓地灵则人杰，美丽的宏村也因此人才辈出。徽州自古书院林立，学风甚炽，造就了大批饱学之士，明清两代从西递宏村走出的读书做官者高达296人，康有为等公车上书要求废除中日马关条约，在上书中签名的八名中，有四名就是西递和宏村人。崇文重教、光宗耀祖是徽州世代族人的道德激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族人时刻牢记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家训，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正是这种治学施教的传统，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氤氲了“文风鼎盛 ”，“不废诵读”蔚然景象。

　　自宋代科举成功到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 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名臣辈出。而“以文垂世”者如朱熹、戴震、胡适等亦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徽籍名人更是灿若繁星。

　　宏村里的“民间故宫”

　　访宏村不能不访承志堂，这座民居不但规模宏大，布局讲究，结构完整；且工艺精良，装饰精美，是黟县境内保护最完整的院落建筑，也是皖南民居的典型代表。

　　承志堂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为清代大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内有大小天井九间，七处楼宇、60余间厅堂，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整个住宅分为外院、内院、前厅后堂、东西两厢、书房厅、鱼塘厅、小客厅、回廊、厨房等。还有专门用于打麻将的“排山阁”，吸鸦片的“吞云轩”，以及保镖房、佣人房、小书房、井台、地仓、贮藏室、马厩等。俨然一个设施齐备的城堡，有“民间故宫”之号。

　　承志堂的规模和宏丽彰显了当年徽商的实力和气度，进入院门为前院，院内设有用于停放轿子的轿廊，廊侧为保镖和男佣的住房。院墙内侧特别安置了防范盗贼的护墙板，遇有歹人深夜凿墙打洞，必使墙板“砰砰”作响，两廊保镖和仆人自来捉贼。前院东侧有供晚辈读书的书厅，轿廊西侧是鱼塘厅，因为紧靠村中一个三角形空地，工匠在此设计了精巧的小天井和小鱼池，通过栏杆引“牛肠”渠水流进流出，几尾锦鲤隐约水际，在塘沿的美人靠可凭栏观鱼。前厅右侧设有井台、女佣住房；左侧为小客厅，供等候的客人休息、饮茶之用。小客厅有旁边门，可以通入花园，小客厅还连接“排山阁”与“吞云轩”两处较为隐蔽的空间。

　　承志堂的另一大特色是它拥有大量精美绝伦的砖、木、石雕艺术珍品。特别是各式木雕，虽经百余年时光的消磨，至今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木雕工艺的高超。据说当年建造承志堂时共花去白银60万两，其中仅木雕表层镀金就用黄金100两，全屋所有木雕由20个工匠历经4年才雕刻完成。

　　在承志堂的木构件和门窗中也点缀了大量的木雕装饰，题材从“官运亨通”、“财源茂盛”，到“富贵用葆”、“多福多寿”，大多表现了吉祥如意的传统文化主题。这些疏密有致、简繁得当、技艺高超的精美的木雕使承志堂这幢恢宏的建筑笼罩在绚丽、斑斓的色彩与光环中。

　　如果说客家土楼意象是一种静态雕塑感，北方四合院意象是一种严谨秩序感，那么，徽州村落的意象就是一种神逸流动感。穿村而过的潺潺溪流、步移景异的绵绵街巷，马头墙的重复跳跃与递进，似乎都在都传达着这种强烈的律动。厚重深沉、细致精巧，婉约秀丽，空灵飘逸，这些恐都难以概括西递、宏村的精彩，言不及义，也许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你身临其境那一刻的无言吧。

　　徽州人的建筑“礼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是国家统治的思想利器。礼可以明确人伦、厘定尊卑、辨别是非，几乎是处理一切重大事情的手段，可以说，礼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还是一系列行为的具体规则。事实上，在传统社会，礼与法的界限往往是极为模糊的，礼往往具有法律的效力，而很多律法本质上就是礼法。徽人“聚族居，最重宗法”，“簇也，聚也，其间贤愚贵贱，固不相牟。一是皆以人道亲亲收之。”徽人纵使有足够的金钱购地架屋，也多尊重宗族的整体利益，在族中长老的指导和参与下进行，依此修建的民居自然不示张扬，其型制、高度都与左邻右舍的屋宇相近,避免自家住宅积压周围房屋的风水。

　　至于西递住宅的内部，其布局设计也处处不离传统礼仪，以实现其“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的功用。中国的传统建筑自古以来就和尊卑有序、长幼分明的人伦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礼教文化无论是在官式建筑还是民居建筑中都有所体现。礼教文化讲究中庸、秩序、三纲五常、等级尊卑的观念，这些在徽州民居的空间布局、室内家具布置以及家庭成员的活动区域划分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譬如在空间布局上，以厅堂为中心，厅堂与天井为中轴线，对称布置厢房。体现出中正有序；厅堂的层高较高，其上不设厢房，以体现上尊下卑。其中的主要空间都串联布置在纵向的主轴线上，次要的空间则并联一旁，正厅堂一般设在在中间一进或最后一进，体现其位置的重要性。在空间的使用划分上，楼上中厅为祖堂，虽然采光较好却不住人，专门供奉祖先牌位。楼下的中堂为厅堂是长辈主持家法、训诫子弟、宣扬家规的场所。其起居生活中，“男治外事，女治内事严格地界定了宅居内部空间范围，以中门为界，前庭是会见男宾之处，后庭为女眷活动之地。

　　西递民居外墙门面装饰

　　西递民居的外墙大门，通常以门罩或门楼加以装饰。

　　明代门罩以水磨砖叠涩几层线脚挑出墙面，顶上覆以瓦檐，手法简洁。年代稍后的民居则用水磨砖在门框上部砌成垂花门形状，两垂莲柱间施二枋联系，檐下用砖椽支承，布置疏朗，大方得体。

　　清代门罩在枋间两端兜肚部位大多施以砖雕，枋上亦用砖雕彩画，后期渐趋精细繁琐。正门的门额上常题写字牌表明宅主身份、文化修养，或题吉祥字。一般住宅，正门有里外两层门扇，外层是漏空菱花格扇，里层是木板门扇，上面包铁皮，打上泡钉，漆以黑色，称为铁皮门。门扇外侧贴地有门槛，称为“门扶盏”。菱花格扇空灵剔透，使防卫森严的正门显得亲切近人。

　　徽州民居的外墙几乎不开窗，尤其是底层，这是出于防盗需要。墙上有时开小窗数处，均以水磨砖制框，上部加砖檐，俗称窗眉。外墙抹石灰，清代常用石板砌裙肩，墙角立角柱石，均与墙面砌平，民居的外观在整体上十分素洁。

　　徽商与徽州建筑

　　徽商萌芽于东晋,是中国四大商帮之一。早期徽商发展缓慢，南宋期间,北方汉人大量南迁,徽州人口急速增长,土地压力增大,迫使更多的徽州人外出经商。明中叶以后,徽商崛起,傲视群英，特别在盐、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上，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致富后的徽州商人,为了报效桑梓和光宗耀祖,将大量资本输回家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

　　在徽商的住宅里，就有很多反映商旅生活、亲人盼归内容的木雕作品，如名为《商旅回归图》的一幅木雕作品，就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徽州商贾生活，画面里的男人背着包袱，夹着雨伞在山路上行走，神色匆匆，画面上的女人倚在门旁，向远方眺望，神情忧伤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