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平：植物承载的文化资源亟待挖掘整理

　　7月，一场特别的展览在北京植物园科普馆对公众开放，这场题为《大豆与人类》的展览带领观众走进迷人的“大豆文化”。很多观众看后感慨，真不知道这种熟识的植物5000多年来在给人类提供美食的同时，还和它的姊妹群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合欢让人忘掉不绝如缕的愁绪。红豆代表绵绵不绝的思念。大豆是古代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必需品，盛放豆子的容器也成为古代礼制中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参与展览主办的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冯广平向记者娓娓道来。

　　他和他的团队正致力于植物文化的研究整理。学校里一般种植桃树、李树，寺庙中多种植菩提、荷花……植物身上长期沉淀的文化内涵，在其种植推广中起到很大作用，但这种植物文化一直缺乏系统研究。随着一些古树、古园的消失，附着其上的植物文化也渐渐被人淡忘。

　　植物承载的文化资源缺乏系统挖掘整理

　　“香樟花园”“银杏庄园”……这是些富有诗意和历史的名字，就因为有了一棵古树，楼盘的价格就飙升到唬人的程度，购房者还趋之若鹜。这样的场景，在冯广平眼里，大多时候是无限的伤痛。因为楼盘中的古树是新近移栽的，它见证的历史被毁掉了。

　　冯广平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推进植物文化研究。“植物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要弄清人类为什么要选择特定的植物种类，以及围绕这些植物种类都有哪些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成果。”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柏树，圆柏栽在紫禁城中，侧柏则栽于太庙内。这样的规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开启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始于2008年。当时，盗掘古树的报道开始频繁见诸媒体。“这种现象让人心痛。”冯广平说，“移栽古树的目的是让没有历史的地方看起来有历史、有文化，但这样做，是在伪造历史的同时，还毁掉了真正的历史。古树离开了原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它记载和见证历史的标志作用立即消失，而它本身则由一个活的文物蜕变成了一棵普通的树。同时，不法分子为利益所驱使，开始肆意毁坏这些珍贵的资源。如果不采取措施，非但我们真正的历史不能保护，连我们的生存环境也要受到威胁。”他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弄清和梳理植物尤其是这些珍贵的活文物所见证和记载的历史文化，为后人保留一份真正可靠的资料。

　　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很肯定他们的做法。“我国在认识和使用植物方面有着漫长的历史，以植物为载体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事件浩如烟海，不可胜计，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是未来植物科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此之前，我国一直缺乏对植物文化的系统研究，园林专业出身的包琰也是植物文化研究团队中的一员。她回忆说，在校学习时，课程中没有专门系统的学习中国植物文化的内容。如今在读的一位园林专业硕士生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现在依然没有专门的植物文化课程。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看来:“植物文化研究，是前瞻的，也是适时的。人类自觉地认识和驯化植物有近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需要科学地研究，认真地保护，使其成为未来发展的财富和动力源。”

　　研究从古树名木开始

　　印证历史的古树黄帝手植柏、作为黄山地标的迎客松、园林造景首选的中国四大长寿观赏树种（松、柏、槐、银杏）、记载图腾崇拜并在寺庙中广为种植的娑罗树（又名七叶树）……“人类文明的推进中，植物和人类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不仅是人选择了植物，同样植物也影响了人。”冯广平表示。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好比小米，最初是从狗尾草驯化来的，是中国北方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古代中原地区，小米是主要的食物，人们将小米视为活命之粮。“同样需要蛋白质，西方人适合肉食，中国人的肠胃更适宜于小米，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和植物相互选择的结果。”冯广平说。

　　从人和植物的选择关系角度重新审视植物，他们发现植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应该加以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而很多古树名木是串联众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鲜活脉络，研究便从古树名木开始。这一设想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孙克勤研究员、中科院植物所等科研机构以及海外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与积极参与。

　　研究者们开始了系统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他们首先选择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北京周边、关中平原、河洛谷地、汾河谷地、鲁中山地、太湖周边、成渝平原及古徽州地区为代表性区域。随后，调查研究的成果以一套“中国树木文化图考系列”丛书的形式陆续推出。目前已出版的包括：《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和《徽州树木文化图考》。

　　在这些图书中，古树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研究者们在书中分析这些古树被选择的原因、亲历的社会变革和人类活动，以及伴生建筑或聚落的传承次序。

　　《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重点介绍了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中的130余种常见树木，对每一种树木的地质时期的起源、植物学特征，以及其被选择作为药物、造园要素、诗词绘画题材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作了深入的考证。《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则考证了世界已知最大的植物园――上林苑的植物类型，及其植物造景的传承和发展。许多原本野生的植物被人类选择作为风景园林植物，都可以溯源到秦汉时期的上林苑。国际植物园协会主席贺善安研究员评价该书：“从浩繁的古籍文献中梳理出上林苑植物名称230个，通过艰苦地训诂和考据，考释出61科94属116种植物，并且以150多幅彩色图片和线条图展示植物的花果形态和细部特征。上林苑的植物面貌不再是语焉不详的描述，而是科学准确的展示。”

　　让植物文化体现出现实意义

　　和一些花木生产者聊起某种植物的自然属性、栽培历史、人文典故，他们常常会一脸茫然，“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在他们看来，虚无缥缈的植物文化远不如多卖几棵树苗来得实在。其实长期积淀的植物文化在植物种植推广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冯广平和他的同事希望他们的研究能“让记载历史细节的植物文化体现出现实意义，让社会因其丰富的内涵而更乐于保护这些植物”。

　　最近，他们的研究便在会稽山香榧林申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香榧果是世界稀有干果之一。浙江绍兴会稽山上有一片香榧树林，那里一颗香榧树结出的果子能卖几十万元人民币。但这片据说已有千年历史的香榧林在申请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过程中，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阐述不清。这一质疑通过植物文化研究，得以回应。文献考据显示，苏轼在任杭州知州时，曾写有赞美会稽山香榧的诗，“彼美玉山果，餐为金盘实”，香榧自此而闻名。树龄测定表明，会稽山香榧林，确实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研究员看来，植物文化的研究“兼顾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是植物学应用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有益探索”。

　　目前植物文化的研究还在继续，在河洛谷地、在岱岳山区，研究人员的野外调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河洛树木文化图考》和《岱岳树木文化图考》这两本书有望在今年内完成。“这只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冯广平说，“等到植物文化成为一种创意产业资源，当地居民因此而获益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才算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