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植物园创园历程

　　已经57岁的北京植物园，拥有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月季、碧桃、牡丹等10余个专类园；银杏松柏区、槭树蔷薇区以及椴树杨柳区等树木区；温室内有大量的热带植物……

　　“在中国，植物园的发展只有100多年，全国的植物园大大小小有200多座。但只有北京植物园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建设的。”北京植物园老园长张佐双介绍，“提起北京植物园，就不能不说到老主任余德浚。”

　　新中国成立前，余德浚已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活待遇优厚。新中国一成立，他毅然回国，作为老北京，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建设北京植物园。

　　在北京建植物园得有块地呀！1954年，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余德浚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转到中央办公厅，信上批示：由中科院调研。当时，中国的科学研究都是苏联的模式，植物园也不例外，由科学院出人，地方政府出地。中科院与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协商，最后由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起草了联合报告。1956年上报国务院，以56国秘（习字）第98号文，批准成立北京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共同领导，并拨专款560万元。

　　土地批了，规划设计完成了。1959年准备建设时，却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560万元专款被冻结。在1959年到1960年两年的筹备过程中，北京植物园栽了36000多棵树。当时北植园里没有水，抬水要走很远的地方。余德浚是总指挥，领着全科学院的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齐上阵，挖坑、抬水。张佐双说，北京植物园的建设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的帮助，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历史上最大的

　　一次植物采集

　　有着10000多种植物的北京植物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伴随着大量的野外采集。

　　1998年，北京市批准在北京植物园内建大温室。作为北京市的重点项目，植物的采集已先于温室的建设进行着。这是北京植物园建园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植物采集。在国内，分多路前往云、贵、闽、粤等地；在国外，遍及欧美、非洲等数十个国家，这次采集也奠定了温室内数千个品种的基础。

　　国内线

　　种榕树温室铺铁轨跑火车

　　在云南的野外采集，主要是板根、榕树一类的大型热带植物。因为是在山地作业，条件有限，交通不便更为采集增添了困难。

　　据北植的老员工回忆，板根和榕树最难运。树大且重，到云南山区确定树种后，靠人工从山上把树运下来根本不可能。只好请求当地空军部队派飞机支援，可直升机的最大载荷也吊不起大榕树，不得已只好改由陆路运。“我们把树冠修剪得最小，然后前面用卷扬机拉，后面用车推。从山上到山下的苗圃4公里的路，走了1个月。”

　　到1999年，大温室建成后，大榕树是由大平板拖车运回北京的。为了一次把榕树安放到位，北植从温室门口到大榕树坑前，铺了几十米的铁轨。树一到，直接吊到了铁轨上的小火车，即便由火车拉，还是用了一夜时间才把大榕树种好。

　　半买半送得到无刺大金琥

　　当时北植要引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类植物金琥，可寻遍福建和广东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时，一位叫黄献胜的福建人来电说，他家有一棵不错的无刺金琥，如果想要可以去看看。

　　北京植物园的汪兆林、王康连夜坐火车赶到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黄献胜的家就在这座小岛上。二人在他家里看到，无刺金琥的直径大约50厘米，应该是全国之最，生长了30年左右，不但观赏效果好，这种变异的无刺品种更是难得。经过商量，黄献胜半卖半送地把无刺金琥给了北植。

　　老北京赠送仙人掌

　　在温室采集植物时，还有一件事令王康至今难忘。当时，住在北京白塔寺的一对老夫妇打来电话说，他们家中有一棵麒麟掌特别大，现在重得搬不动了。老夫妇愿无偿送给北植，但有个条件，就是每年可免费到北植大温室看它一次。

　　王康带着工人到白塔寺搬这棵麒麟掌时，发现它果然很大，足有两米多高，差一点就出不了小院的大门了。

　　此后，这棵麒麟掌一直养在北植大温室，每年老夫妇俩都会来看它。

　　土壤全部取自东北双鸭山

　　北京植物园的大温室还有个奇异之处，就是它的下面是个水泥筑的大花盆，花盆的深度有1到1.5米。花盆内所有的土都是从东北买来的。

　　北京植物园副总工程师郭翎介绍，1998年，她负责土壤的采购。东北双鸭山沼泽地区的泥浆土是全国最好的。郭翎和同事联系了当地一个林场，选定了采土的区域。然后，林场把这一区域的水抽干，再把泥浆土挖出晒干。

　　“这些土运回北京时，用了好几个火车皮。到了植物园，我们用本地的沙土拼配。这样，透水性好。现在，到沼泽取土已不提倡了，因为这对当地的土壤有一定的破坏。”郭翎说。

　　国际线

　　王康：

　　西伯利亚野外采集成了惊险之旅

　　北京植物园科普馆馆长、博士王康入园15年来，参与了无数次的野外植物标本的采集，让他记忆最深的是2007年8月的西伯利亚草原之行。这次野外采集不但有惊喜的发现，更让他经历了一次冒险，丢了包括护照在内的很多物品。补办手续历时20余天，终于在当年中秋节的早晨到达了北京首都机场。

　　王康回忆说，西伯利亚之行由俄罗斯、波兰、德国、美国和中国五个国家的10多位专家组成，中国人只有他一个。8月中旬到达新西伯利亚，10多个人的装备和食品装了两辆大卡车，然后向草原进发。到达目的地后，3至4个人一组分散采集植物标本。

　　在西伯利亚野外采集是非常危险的，草原上不但有熊和狼，还有当地彪悍的游牧民族。

　　头一天，我们很顺利，来到一处山崖时，发现10多米高的崖壁上居然有一丛丛的铁线莲，这正是我们要采集的物种。我们四人都很兴奋，一路沿着较缓的山坡走，绕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山顶朝向山崖的一侧。四个人当中，我不仅最年轻，还是男的。所以下崖就是我的事儿了。大家找了一棵结实的树把绳子的一头系好，另一头系到我腰上，然后大头朝下慢慢把我往山崖下放，放到一半时，我摸到了铁线莲。我倒吊着用种子袋采集了几克种子后，被拉回到了山顶。当晚回到营地，我们把铁线莲的种子一分为五，每个国家一份。

　　但接下来，我们的运气不太好，甚至还遇到了危险。

　　那天，我们照旧在野外宿营。半夜，遇到当地游牧人袭击，抢走了大部分物品，有食物、用具，包括我的护照。我们报了警，可警方也找不到他们。护照丢了，在草原上没问题，可要回国就麻烦了。

　　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帮助下，很快补办了护照，可重新签证却是一等再等。20多天后才办齐了手续。当我回到北京首都机场时已是当年的中秋节了。

　　对于这样的野外考察，王康并不后悔。为了保护植物，减缓物种的灭绝，他还在不断地到野外去。

　　“白蜡树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庭院树木。最近，我正在考察、研究和收集中国的白蜡属植物。”王康说，现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白蜡树都是美国原产的白蜡。为了考察中国白蜡，王康跑遍了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各个山脉。这两天他刚从长白山回京。

　　“植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现在每个小时都有野生植物灭绝，像中国的野生水稻种群减少了70%，已经到了极其濒危的境地。我不想眼看着中国原产的白蜡属植物像野生水稻一样。”王康说。

　　最近，王康又要出发到西藏灵芝，他要把北京植物园内60多个观赏桃品种都引过去。这样的迁地，既可丰富当地的品种，也可以对物种进行迁地保护……

　　野外采集装备

　　GPS定位系统，对讲机，标本夹，种子袋，修枝剪，相机，防水笔记本，山地鞋，防蚊电筒，手套等，帐篷以及相应的食品；大约10公斤。

　　此外，如果外出超过10天，就要剃光头，因为在野外，水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