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的过度利用、气候干旱化等，特别是湿地的生态保护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我国沿海部分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和受损，湿地面积减少，湿地环境遭受污染，湿地生物多样性受到负面影响，湿地生态系统面临着严重威胁。湿地生态系统能够提供许多类型的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这决定了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等，形成湿地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过显示湿地开发利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可以判定湿地开发利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同时，由于缺乏制度安排等原因，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湿地资源难以得到持续的保护和有效的管理。这就需要适时采取适宜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策略，进行沿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使其服务功能得以稳定的发挥。

　　（1）完善湿地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建设

　　完善沿海湿地环境综合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高效的执法监督机制。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和合作取得实效，使沿海滩涂围垦、过度捕捞以及工业污染等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在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内全面严格限制对自然湿地的围垦利用，严禁盲目围垦，严格滩涂利用审批手续，有效控制自然湿地减少的态势。实行湿地开发许可证制度，严格执行捕捞许可证和捕捞限额制度，规定可捕种类和数量，使渔业活动收到时空限制。在鱼、虾、蟹、贝的重要产区直接引水、用水时，必须避开幼苗的密集期、密集区，必要时采取网栅设置等保护措施。对围垦区有碍于行洪排涝，破坏生态环境或占用重要水禽繁殖地，要采取“退田还泽（滩）”的应急措施，促进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实施大规模的伏季休渔制度，休渔的保护对象从鱼类扩大到蟹虾类，强化伏季休渔期间的增殖放流，使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从“静态的养护”变成“动态的保护”，促进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不影响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前提下，整合湿地资源利用方式，以减少湿地资源利用中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而提高资源产出率。

　　（2）建立湿地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

　　沿海湿地可持续利用的效益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在湿地可持续利用的途径选择上的作为也是不同的。农户在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进行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安排湿地的利用方式。湿地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中央政府干预湿地利用的经济行为是必要的。从经济理性来看，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由地区利益诱发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三者必将进行博弈，这就需要运用激励机制，实现博弈结果的合作均衡。

　　将沿海湿地保护纳入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对湿地保护不力的给予惩处，这样将强化政府在做决策时将湿地保护不力所面临的风险纳入成本收益计算，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保护湿地的行为。在制度框架内提供一种内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农户或养殖户对保护湿地有强烈的收入期望，进而提高其积极性。对采取湿地保护的县域、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应的补贴，使湿地保护不再停留于政府的强制性行为和社会的公益性行为，而是投资与收益对称的经济行为，使湿地保护成果转变为经济效益，激励投入者更好地保护湿地。

　　运用经济激励手段的目标就是确保利用沿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真实成本传输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纠正市场失灵。可以通过赋予原来自由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一个价格来促进市场发育。例如，征收海域及湿地使用费、渔业资源使用费等。同时，通过评估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使这些价值纳入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之中，来调整市场。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判定某一具体湿地保护区或旅游景点的价值，向商业性旅游业运营商征收许可证费来调整区域旅游资源市场。

　　（3）将湿地生态建设纳入区域综合发展规划

　　随着沿海湿地资源稀缺性增加，湿地开发与保护需要付出的劳动将越多，湿地资源价值也会随之增加。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应被纳入沿海地区综合发展总体规划之中。调节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湿地保护、湿地恢复工程。通过对淡水湿地、盐生沼泽湿地和海涂泥滩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可使受损的湿地生态系统再现其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特有的生态功能，增强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景观结构的稳定性。通过开展沿海地区生态养殖工程示范区建设等，促进区域生态产业的发展，以提高当地社区的经济收入，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

　　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优化模式是对沿海地区进行造血式经济补偿，如提供技术、管理经验、投资开发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社区合作。推行沿海地区清洁生产，把污染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治转变，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在确保湿地资源的合理开发的同时，促进湿地资源的再生或替代资源的开发。沿海湿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实施后，社会总资本的存量没有减少，自然资本的存量和获利能力没有下降，将实现综合管理的代际公平。